这种恶作剧式的“戏僧”伎俩，当然也是仅仅发生在过往较多较为亲厚的僧人之间，其本身也许并无什么恶意。对于后来所传闻的苏轼将某高僧游说到还俗的境地，与此也是异曲同工，本身可谓也是一种笑谈的成份了。
十月二十七，父亲苏老泉的灵柩终于入土为安了。
宋时眉州彭山县安镇的可龙里，位于今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土地乡公益村西。可龙里的蟇颐山，别名苏坟山，向东二十余里有处老翁泉。苏老泉就被安葬于这里，并与妻程氏夫人合葬，旁边还有苏轼原配夫人王弗的墓地。
彭山县因彭祖山而得名，古称武阳，南接眉山县（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老翁泉”或“老人泉”就是苏洵的墓茔地，东坡晚年为纪念先人甚至自号“老泉山人”。
因此到清末民初，章太炎在增修《三字经》时，就把其中的“苏老泉，二十七”改为“苏明允，二十七”，似乎已成定论。如明万历间学者张燧所编《千百年眼》一书，赞同郎瑛的观点，断定“老泉”是苏轼的别号。不管“老泉”是父子俩谁的名号，我们已经知道，苏轼的老家的确有着老翁泉这处景观的。
葬完父亲，苏轼的族人们又在墓地的周围手植一大片青松翠柏，称之为营茔。正是这次的手植松柏之举，使得几百年后的苏洵墓被后人顺利找到。
据传，自宋以降，经南宋、元、明四百余年的变迁，苏洵墓地的碑志腐蚀剥落，失去了考查的依据。明成化年间，州守许仁曾奉命寻找苏洵墓，先在蟆颐山前后找，未找到。后据记载及苏轼诗:“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送贾讷倅眉》），于是，人们终于在可龙里柳溪山中顺利地找到了老翁井，从而找到了苏洵墓，认明了苏坟山的方位。
冬月初四，皇上下诏求直言，四川阆中人鲜于侁（音身）时任蔡河拨发（掌拨发漕船的职官），应皇上的诏令，上书陈言十六件事。
这个鲜于侁，文笔极佳，就连神宗也非常喜欢他的文章。鲜于侁与苏家也是颇有渊源，苏轼二伯父苏涣在阆州任职时，就与鲜于侁相交甚厚，后来还给苏轼传阅过鲜于侁的文章。
在去父母墓地的半道上，有一座院落叫“大池院”。腊月初七，上坟归来的苏轼在偷闲到大池院里小憩时，还给此院题写了廊柱。
回到家后，苏轼还不忘给同年进士曾巩去信，专门举荐了姓黎和姓安的两位同乡读书人。
熙宁元年（1068）春，三十三岁的苏轼再次致书同年进士兼好友的曾巩，说自己的祖父苏序老人家在家乡德高望重但却没有为世所用，所以不能在天下展示自己的才能。还说有些古人也并不都能显示自己的才能，然而还是有人能够在后世扬名立万，那是有人在替他们传扬彰显的缘故。好在自己的父辈苏老泉已将祖父的经历总结出来了，因此，希望曾同年能为祖父苏序写下一篇墓志铭。
四月初八，北宋学者、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临江新喻荻斜（今属江西省樟树市）人刘敞（字原父，一作原甫）病逝，享年五十岁。
刘敞也是常和欧阳修、梅尧臣等大佬在一起happy的人物，此人对于苏轼曾数度的提携。在作考官时，他对苏轼和章惇皆以国士待之。
投桃以报李，苏轼自然非常沉痛地为刘原父先生写下了祭文，祭文中称刘原父可谓是德行兼备的良师益友。当时的朝堂上，王介甫常常是“大言滔天，诡论灭世”，以自己掌握的经术妄自尊大，其他人等皆敢怒不敢言，惟有刘敞、刘攽兄弟敢于抑其锋芒，这也是被苏轼所看重的地方，因此在祭文中苏轼特意提到了这一点。
到了秋七月，距父亲去世已经二十七个月了，苏轼兄弟除丧——丁父忧正式结束。
因为大哥苏澹死的早，那时子孙们尚未成年，苏轼那个嫁给杜垂裕的姑姑死后一直未曾安葬，苏老泉临死前就嘱咐过苏轼要好生安葬姑姑。
所以，苏轼一经除丧，就马上安葬了姑母。
后来苏轼当了“大官”，后世子孙可以得荫时，还把自己手头的的一个“指标”转让给了大伯父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丁忧三年，这是苏轼为官后最后一次长时间的居乡。此后一经投身于那波诡云谲的官宦海之中，回乡，也就成了一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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