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其人，自从刘墉救了他，把他带到京城咸安宫官学读书开始，和珅的运气就开始暴升。
乾隆三十二年，由于得到直隶总督英廉的赏识，英廉将孙女冯氏嫁予和珅。这便是和珅平步青云的开始。乾隆三十四年，和珅承袭了祖上三等轻车都尉爵位。次年，他虽参加科举考试未中举，但在乾隆三十七年，却被授上虞备用处三等侍卫，后调至鸾仪卫充当侍卫。
乾隆四十年，和珅擢升为乾清门御前侍卫，兼正蓝旗副都统。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任户部右侍郎；二月，任军机大臣；四月，兼任内务府大臣；八月，调任镶黄旗副都统；十一月，任国史馆副总裁；十二月，管理内务府三旗官兵，享有紫禁城骑马特权。
他善于理财，总能在繁杂的财政事务中找到开源节流的办法，为乾隆解决了诸多国库亏空的难题，因此深得乾隆赏识，屡屡被破格提拔。在处理政务时，和珅展现出了惊人的办事能力，无论是协调各方关系，还是执行乾隆的旨意，都能做到滴水不漏。再加上他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在处理一些涉及民族事务和外交事务时，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通过和刘墉的长谈，和珅更加明确了目标，也更加尊重刘墉的为人处事。
乾隆四十一年，刘墉擢升内阁学士后，任职南书房。这南书房大伙都听得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那么到底南书房是个什么场所，有什么作用呢？
南书房是清代宫廷的权力枢纽，它建在乾清宫西南。别看它看似普通，却在清代历史上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
南书房最初是康熙皇帝读书的地方，所以也被叫做南斋。到了康熙十六年，这里迎来了重大转变，摇身一变成了御用秘书机构，更是历史上首个以书房为名设立的中枢辅政内廷机构。
康熙帝设立南书房，有着深远考量。当时，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权力较大，对皇权有一定制约。康熙帝为了加强皇权，就把南书房当成了自己的亲信顾问机构，让它来削弱那两大机构的权力，好把大权都集中在自己手中。
南书房的作用十分多元。它承担着机要秘书的工作，皇帝的诏书、谕旨很多都在这里诞生。皇帝身边需要随时有人能提供经史、文化、政治、民生等各方面的咨询和建议，南书房的官员们就肩负起了“备顾问”的职责。同时，这里也是康熙学习和发扬中原汉族传统文化的场所，通过与汉族士大夫在南书房的密切交流，有效缓解了满汉民族间的冲突和对立。而且，南书房还是康熙的“储才之要地”，不少清初着名的文人学者都被网罗于此，为国家储备了大量人才。
在南书房任职的官员，被称作“南书房行走”。他们的品级差异很大，从七品的中书，到一品的大学士都有。这些官员的职责也很繁杂，除了前面提到的备顾问、起草诏令，还得陪着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赏析书画，进行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
在文化建设上，他们也贡献颇大，参与编订了《御制乐律》《算法》《康熙字典》等各类书籍，还充任《鉴古辑览》《皇舆表》总裁，修纂《圣训》《方略》《一统志》等。可以说，南书房虽小，却在清代的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见证了无数的宫廷风云与历史变迁。
以此看来，刘墉以从二品内阁学士的身份，进入了乾隆时期的权力中心。在南书房中，于敏中这位正一品的文华殿大学士，早已是南书房的“常客”。他博闻强识，才思敏捷，每日在南书房中，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协助乾隆皇帝处理各类军国大事。从审阅各地呈来的奏章，到为皇帝起草诏谕，于敏中都能游刃有余。他常常与乾隆皇帝就国家大政方针深入探讨，从政治改革到军事部署，他的见解总能切中要害，深受乾隆皇帝的倚重。
曹文埴，身为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也在南书房中忙碌着。他主要负责为皇帝讲解经史，以备皇帝随时咨询。每日，曹文埴都会精心准备，将经史中的典故、治国之道梳理清晰，在皇帝闲暇时，娓娓道来。同时，他还参与一些朝廷重要文献的编纂与修订工作，为文化传承和朝廷政令的规范出力。
彭元瑞，同样官居从四品，担任翰林侍讲和詹事府少詹事。在南书房，他主要负责为皇帝讲学，答疑解惑，帮助皇帝深入理解儒家经典和历史文化。他的讲学风格生动有趣，常常能引经据典，将复杂的道理阐述得通俗易懂。此外，彭元瑞还会参与到一些重要文化典籍的校对工作中，确保文字的准确性和内容的权威性。
刘墉以从二品内阁学士的身份初入南书房，便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他协助皇帝处理各类政务，参与对各地官员的考核与监督。在面对一些复杂的政务问题时，刘墉总能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经验，提出独到的见解。他的加入，为南书房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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