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三年（619年）四月初三日，唐高祖李渊第四次亲亲临华山，再次举行祭祀活动。
武德二年深秋至武德三年仲春的半年间，唐高祖李渊四次涉足华山地区，这片横亘在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巍峨山岳，见证着新生唐王朝在烽烟中的艰难成长历程。
透过《旧唐书》《册府元龟》等典籍的断续记载，我们得以窥见这位开国君主如何在祭祀、狩猎、巡幸等不同形式的华山之行，步步为营地编织着军政大网。
武德二年十月十五日的初冬祭岳，是李渊称帝后首次以天子身份对西岳的正式告祭，当时河东战局未稳，祭文中"凶徒尚梗，黎庶未安"的措辞，暴露出政权初立的脆弱性。
两月后的十二月十二日华山冬狩，看似遵循《周礼》"仲冬教大阅"的古制，实则借围猎之名行整军之实，《资治通鉴》特别记载"获麋鹿千余，分赐将士"，暗含激励东征将士的深意。
转年（武德三年）二月六日春寒料峭中的华阴巡幸，更在《唐会要·行幸》里留下"简阅骁锐"四字，沙苑演武扬起的烟尘里，已隐约听得见东都洛阳战场的号角。
这三次性质各异的华山之行，恰似三重渐强的序曲，最终在武德三年四月初三的丙申日祭祀中，汇聚成震撼山河的黄钟大吕。
当四月的春风拂过华山苍翠的松柏，唐高祖的仪仗正沿着新修的驰道蜿蜒东进。这次祭祀的筹备远比前三次周密。《唐六典》规定岳渎大祀需提前三十日准备，而尚书省留下的文牍显示，工部早在正月就修缮了华山祠宇，将隋代的三间正殿扩为五间，新铸的九鼎在长安太庙开光后，由千牛卫精锐押运至祭所。
四月初二丙申日破晓时分，华阴县东南的官道上，文武百官着绛纱单衣、白练裙襦的祭服迤逦而行，五品以上官员的革带镶金玉，七品以上佩水苍玉，这套参照《贞观礼》雏形的服饰制度，昭示着新朝礼乐的重建。
巳时三刻，李渊乘玉辂抵华山祠，太常卿跪进镇圭，这位身经百战的帝王首次完整穿戴天子衮冕，只见十二旒白玉珠垂落眼前，玄衣纁裳上的日月星辰纹样在阳光下流转，腰间鹿卢玉具剑与山间松涛共鸣。
祭祀的核心环节在午初展开，整套仪轨严格遵循"三献九奏"的古礼。初献时，李渊亲执苍璧奠于神座，太祝跪读祝文的声音在山谷间回荡："维武德三年，岁次庚辰，四月丙申朔，皇帝遣使敬荐玉帛于西岳华山之神曰：惟神德协金精，灵符玉册。镇兹函夏，作固雍州。朕恭膺宝命，抚临亿兆。伪郑僣逆，窃据伊瀍，敢祈灵鉴，殄兹凶慝。尚飨。"
唐代岳渎祝文有固定格式，通常包含 时间（岁次、月日）、 祭祀者身份、神只尊称、颂神功德、现世诉求、供奉祭品、结束语（尚飨） 。 《全唐文》所载祝文完全符合此结构，特别是"伪郑僣逆，窃据伊瀍"的表述，与武德三年五月李世民发动洛阳之战的史实高度吻合，具有鲜明的时效性特征，巧妙地将王世充比作商纣，赋予东征以"恭行天罚"的神圣性。
亚献由晋阳首义功臣、司徒裴寂主持。
“亚献”是古代祭祀仪式中的一个环节，在古代的重大祭祀活动里，通常会有多位献官依次进行献祭，以表达对神灵、祖先等的崇敬与祈愿。“亚献”指的是第二次献酒或献祭品。与之相对应，“初献”是第一次献祭，一般由地位较高或身份重要的人担任献官；“终献”则是第三次献祭。
这种三献礼的仪式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周礼·春官·大宗伯》中就有关于祭祀时“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的记载，虽未明确提及“三献”，但已体现出较为复杂的祭祀献祭程序。随着时间推移，到了汉唐时期，三献礼的制度逐渐完善和规范，在各种皇家祭祀、宗庙祭祀等重大礼仪活动中广泛应用。
具体流程我们以明清时期的太庙祭祀为例，亚献通常在初献之后进行。初献完成后，亚献官身着规定的礼服，按照既定的礼仪路线，恭敬地走到祭坛前，进行第二次献酒。献酒过程中，有一系列严格的动作规范，如双手举杯、行礼、奠酒等，同时还会伴有乐舞表演，以营造庄重肃穆的氛围。
在体现等级秩序方面，“亚献”等环节明确了不同人员在祭祀活动中的地位和职责，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等级分明和秩序井然。同时，多次献祭的过程体现了人们对神灵、祖先的虔诚和敬畏之情，希望通过这种庄重的仪式获得神灵的庇佑和祖先的福泽。作为古代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亚献”仪式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代代相传，保留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仪和价值观念。
当裴寂奉上盛着黍稷的八簋，乐工开始击拊搏拊，奏响《肃和》之乐。终献环节突显创新，已不同于隋代仅用太牢，李渊特命将沙苑演武时猎获的白色獐鹿作为附加祭品，映射"彰天贶而励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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