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三年（620年）六月，唐高祖李渊在太极殿完成三位幼子李元景、李元昌、李元亨的册封典礼后，面对显州杨士林"阳奉诏命、阴结二寇"的急报，立即召集尚书省、中书省及十二卫大将军于两仪殿召开军国重议。
杨士林本为隋末显州豪强，其祖上世代掌控淮西盐运，大业九年趁乱收编流民武装，逐步掌控固始、光山七县。武德元年李渊遣使招抚时，他正遭朱粲残部侵扰，遂献粮五千石归唐，获封显州行台尚书令，兼楚国公。
然而，其根基实赖淮西坞堡联盟势力的支持，当王世充于洛阳称郑帝、萧铣在江陵建梁国后，杨士林深谙"三强环伺"之危，当时唐军主力远在河东，王世充据中原锁钥，萧铣控汉水粮道。杨士林虽然表面接受了唐朝授予的官职爵位，但暗中却向北勾结王世充，与南方的萧铣保持联络。
半年前的武德二年冬，杨士林密遣族弟杨士达携淮盐三万斤入洛阳，换取郑国锻造的明光铠五百领；次年春又令外甥萧怀义假扮商队，经安州向萧铣献上淮北布防图，换得江陵承诺"显州有变，即发舟师取申州为援"。
他的这种狡黠平衡术实为自保，既借唐廷名分震慑周边割据势力，又通过私售淮盐维系坞堡集团利益，更预留南北两条退路。其书房暗格藏有三方印绶，唐授的银龟符与郑梁金印并列，恰是乱世军阀"狡兔三窟"的鲜活注脚。
杨士林占据的显州为唐初武德三年（620年）所置，属淮南道，其辖境大致位于今河南省东南部与安徽省交界区域。根据唐代行政区划与地理方位推断，显州治所应在今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至潢川县一带，此处地处淮河上游南岸，北接中原腹地，南邻大别山余脉，是连接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重要过渡地带。
在武德三年的历史背景下，显州正处于唐朝、王世充洛阳政权与萧铣江陵政权三方势力交错的三角地带，其地理位置决定了特殊的战略价值。
此时唐朝刚平定关中，正全力东进与王世充争夺中原，而萧铣占据荆湘之地拥兵四十万，对唐朝南下构成威胁。显州作为江淮防线北端的关键支点，控制着淮河重要渡口与陆路通道，既是拱卫淮南的屏障，又是南征军队的后勤中转站。杨士林占据此地“"阳奉诏命、阴结二寇"”，直接切断了唐军经淮西向江汉平原推进的路线，更使王世充得以通过显州获得江淮物资补给，同时为萧铣北上袭扰唐军侧翼提供跳板。
这种三向渗透的态势严重威胁李唐政权的东征战略，迫使李渊紧急派遣宗室李瑗统军平叛。显州得失不仅关乎淮西地区的控制权，更影响着中原战局与南方经略的整体平衡，其地缘价值在武德三年的军事博弈中显得尤为突出，这也是唐朝朝廷决定出兵显州的重要原因。
入夜时分，当唐高祖李渊疾步转往两仪殿时，殿中早已候着尚书右仆射裴寂、门下侍中陈叔达、兵部侍郎杜如晦及淮安王李神通等重臣，紫檀案几上摊开的江淮舆图被烛火映得泛黄。
"诸卿且看，"裴寂以玉柄麈尾点向显州方位说道，"杨士林上月遣使献马百匹，暗地里却让王世充的粮队过了汝南隘口，萧铣的探子更在光州出没。"
陈叔达捋须沉吟，接过话头道："陛下，显州城坚粮足，若强攻恐损我军锐气，不若遣使招抚？"
李神通听闻此话，霍然起身道："不可，杨贼狡诈，去岁归降时便私留精甲三千，此番若不雷霆镇压，淮南诸州必生二心！"
杜如晦则不慌不忙，适时展开兵部密报，言道："据斥候探查，显州武库新囤箭矢二十万，西通伊阙可袭洛阳唐军侧翼，东连舒州能断江淮漕运，陛下，依微臣推断此乃王世充布下的楔子。"
李渊听完大家的发言，并未多言，他的指尖叩着案上的《讨显州诏》草稿，忽问："安抚使李弘敏在鸿胪寺督办江淮盐务三年，于彼处民情可熟稔？"
见裴寂点头称是，皇帝李渊猛然拍案道："着庐江王李瑗领潼关精骑五千为锋，李弘敏统府兵八千督粮道，十日内兵发显州！"
殿外骤雨初歇时，黄门侍郎已捧着加盖三省印玺的诏书疾驰而出，朱雀大街上马蹄声碎，惊起满城槐花。
当时，面对显州杨士林"阳奉诏命、阴结二寇"的急报，经门下侍中陈叔达、兵部侍郎杜如晦与淮安王李神通等重臣反复论证，最终确定"显州不取则中原难定"的战略共识。李渊特命黄门侍郎温大雅草拟《讨显州诏》，由尚书省兵部调集关内道府兵六千、潼关守军四千组成东征兵团，委任宗室宿将庐江王李瑗为行军总管统率步骑，以熟悉江淮民情的鸿胪少卿李弘敏为安抚使兼掌粮秣督运，同时敕令豫州总管田世康率部策应。
这场历时三日的廷议不仅确定了"先平显州、再图洛阳"的东进方略，更通过三省联署机制强化了战时决策效率，为后续中原战役奠定了军政协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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