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三年（620年）冬，正值唐高祖李渊经略中原之际，颉利可汗遣使抵达长安，向唐朝通报其前任国王处罗可汗薨逝的消息，高祖按照此前对待始毕可汗丧事的规格（始毕可汗于武德二年四月去世），举行了相应的吊唁礼仪。
处罗可汗出生不详，卒于620年，原名阿史那·俟利弗设，是东突厥启民可汗的第三子，始毕可汗之弟，颉利可汗之兄，其生平贯穿隋末唐初的乱世，既是突厥汗国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也是中原政权更迭的重要见证者。
作为游牧帝国与农耕文明碰撞的亲历者，他的一生交织着草原部落的权力斗争、隋唐易代的政治博弈，以及跨地域的文化互动，在《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留下了复杂的历史剪影。
处罗可汗生于突厥王庭，其父启民可汗在位期间（599—609年）因部族内乱投靠隋朝，受隋文帝册封，开创了突厥与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少年时期的处罗随父兄频繁出入长安，亲历隋朝“圣人可汗”时代的强盛，这种经历使其对中原制度与军事战略有直观认知。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至突厥牙帐，启民可汗率诸子跪迎，《隋书·北狄传》记载“启民奉觞上寿，跪伏甚恭”，处罗与兄长始毕、咄苾皆列席其间，展现出突厥贵族对隋朝表面臣服下的隐忍。这种早期经历为其日后处理与中原势力的关系埋下伏笔。
大业十一年（615年），始毕可汗趁隋末民变脱离隋朝控制，率十万骑围隋炀帝杨广于雁门，突厥重归独立。处罗作为王族核心成员，参与了对隋边境的多次袭扰，逐渐积累了军事声望。
武德二年（619年），始毕可汗病逝，突厥汗位继承陷入短暂动荡。按突厥“兄终弟及”的传统，处罗本应继位，但其侄什钵苾（始毕之子）却得到了部分贵族的支持，很快形成内部权力竞争。《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国人议立咄苾，以其母贱，众不服”，最终在隋朝义成公主（启民可汗之妻）干预下，处罗得以上位。
义成公主作为隋朝宗室女，自开皇十九年（599年）和亲突厥，先后嫁启民、始毕、处罗、颉利四可汗，历经四任可汗，在汗庭中保持有重要影响力，她凭借国母级别的政治手腕，迅速成为突厥内部亲隋势力的核心人物。之后，更是以继母身份力排众议，推动处罗继位。
处罗可汗继位后，继续延续突厥扶植中原割据势力的策略，但相较于始毕可汗的灵活务实，其政策更显激进。他先是接纳义成公主为妻，通过政治联姻巩固自身地位，同时积极收拢隋朝遗臣，迎接隋炀帝遗孀萧皇后及齐王杨暕遗腹子杨政道至定襄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重新建立起隋室傀儡政权，《资治通鉴》载“处罗以政道为隋王，中国士民没于虏者，悉配之以为部落，行隋正朔，置百官”，史称“后隋”。
他的这一举措具有双重政治意图，一方面以“存亡继绝”之名获取干预中原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吸引北逃士民来增强突厥的实力。《旧唐书》详载此事“处罗可汗将杨政道立为隋王，中国士民在北者悉配之，行其正朔，置百官，皆依隋制”印证了该政权的实际运作，其官僚体系完整，甚至设有尚书省、门下省等中枢机构。
处罗可汗在位期间（619—620年），中原正值李唐、王世充、窦建德等势力混战。他采取“联隋抑唐”策略，通过扶持杨政道政权，收拢河北、山西地区的隋朝旧臣与反唐武装。武德三年春，处罗联合割据马邑的刘武周，欲南下攻取并州（今太原），《新唐书·突厥传》详述其军事布局：“处罗谋取并州置杨政道，群臣谏，不听，方遣突利与武周合。”
之后，其扶植的小股割据势力张举于当年（620年）八月投降了唐朝，刘旻于九月投降唐朝。
张举是隋末群雄之一，活动于山西北部或河套地区，依附突厥势力。武德三年（620年）八月，在唐军平定刘武周后，张举率部投降唐朝。其投降与刘武周势力崩溃直接相关（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尉迟敬德败亡后，突厥支持的割据力量瓦解）。史书未载其降唐后的官职或后续事迹，可能因实力较弱未被单独列传。
刘旻亦是隋末地方豪强，为山西或陕西一带割据者，与梁师都、突厥关系密切。武德三年（620年）九月，继张举之后投降唐朝。李世民在击败刘武周后，开始策划北攻梁师都，其投降时间紧接唐军对梁师都的军事压力。与张举类似，史书未载其后续活动，可能降唐后被收编或遣散。
张举、刘旻的投降是唐初统一战争的关键节点之一，武德三年四月，刘武周被突厥抛弃后逃奔突厥被杀，其部众瓦解。张举、刘旻作为突厥在山西的代理人，投降标志着突厥对河套以南控制力的削弱，引发梁师都恐慌（梁师都是当时突厥在陕北的唯一代理人），二人投降后，唐军得以集中力量对付梁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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