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五年(622年)春正月，随着刘黑闼在洺州自立为汉东王，改元天造，整个河北大地战云密布。就在这新旧年交替之际，江淮方向的战略格局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正月初三，江淮大地尚沉浸在新岁的静谧中，舒州城（今安徽潜山）的晨雾里却悄然酝酿着一场巨变。这座坐落于大别山东麓、控扼长江水道的古城，自隋末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时年唐军主力正与刘黑闼激战于河北，江淮诸州皆在观望。据守此地的同安豪帅殷恭邃，原是杜伏威旧部，在杜伏威归入唐朝后拥兵自重，名义上归附唐朝，实则拥兵观望。
这日黎明，殷恭邃独立城楼，望着城外连绵的唐军营寨默然不语。参军捧着密报疾步上前："大帅，徐圆朗在济州举事，刘黑闼已称汉东王......"
话音未落，亲兵又报："李孝恭遣使求见！"
来者正是淮南道行军总管李孝恭的心腹。使者登楼后并不劝降，反而展开舆图指向长江："将军可知，秦王已率大军进击刘黑闼？"
说罢，又取出一封盖着天策上将印的密信双手呈上："杜总管（杜伏威）在长安日夜惦念旧部。"
殷恭邃抚摸着城垛上岁月留下的刻痕，忽然想起去岁经过此地的高僧所言："舒州虽险，终非王气所钟。"
他转身对众将叹道："杜公既已归唐，我等何必独守孤城？"
当日午时，舒州四门洞开。殷恭邃素服出降，将户籍图册与五千精兵的兵符尽数献上。值得一提的是，他特意保留了隋炀帝时期铸造的"同安"铜印，这个细节后来被史官记入《起居注》，成为隋唐易代之际地方势力心态的生动写照。
消息传至长安，李渊当即下诏授殷恭邃为舒州都督，令其仍旧镇守故地。
而在洺州新筑的汉东王府内，刘黑闼闻讯掷碎酒盏："江淮门户，竟如此轻易让与李唐！"
就在舒州归附的捷报传遍江淮的次日（正月初四），唐朝济州（今山东茌平西南）忽起风波。别驾刘伯通彻夜未眠，在府衙后堂反复摩挲着徐圆朗送来的密信，看着信上寥寥数语"取济州，封汝为节度使"，其内心忐忑难平。
刘伯通作为济州别驾，是济州的第二号或第三号实权人物。别驾，全称为“别驾从事史”。这个名称起源于汉代。当时刺史巡视辖区时，会乘坐驿车（“驾”）。别驾则乘坐另一辆车（“别驾”）跟随刺史，因此得名。
在唐代的州郡行政体系中，别驾是刺史的副手，是州级的上佐官（高级佐官）之一。其品级很高，在武德年间，根据州的等级（上、中、下州），别驾的品级通常在从四品下到从五品下之间，地位尊崇。作为首席副官，协助刺史处理一州的全部政务，包括民政、财政、司法等。在刺史之下，与长史、司马等上佐官分工，具体管理某些曹司的事务。且其职位本身带有一定的监察属性，理论上对刺史有辅佐和规谏的责任。
到了唐代，别驾一职逐渐变得位高而权轻。它常常成为安置宗室、功臣、贬谪大臣的闲职，并不一定实际处理具体政务。拥有实际权力的往往是“摄别驾”（代理别驾）或更低级的官员。可以近似地将其理解为现代的“常务副省长”或“省委副书记”。地位非常高，是州里的二、三号人物，但其实际权力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或中央的授权以及其个人与刺史的关系。
当日卯时三刻，一夜未睡的刘伯通突然击鼓升堂。当刺史窦务本揉着惺忪睡眼步入大堂时，赫然看见两旁站立的都是刘伯通的私兵。
"刘别驾这是何意？"窦务本话音未落，屏风后闪出数名刀斧手。
"窦使君莫怪。"刘伯通把玩着兵符冷笑，"唐室气数已尽，徐公已许诺以济州相托。"
说话间，他脸色一变，忽然拍案而起，"来人！请使君去地牢歇息！"
挣扎中，窦务本的官帽滚落在地，露出斑白鬓发："刘伯通！你深受皇恩......"
"皇恩？"刘伯通一脚踏碎官帽，"去年朝廷减我济州三千户食邑时，可曾讲过皇恩？"
就在此时，城南突然火光冲天，原来是徐圆朗的先锋骑兵已按约定攻破城门。守军得知刺史被擒，纷纷弃械投降。刘伯通立即下令开启府库，将储存的十万石军粮尽数献给徐圆朗。
值得一提的是，在清点俘虏时，刘伯通特意释放了窦务本的幼子，还赠其盘缠："告诉你父亲，刘某不伤故人之子。"
这个举动后来被徐圆朗得知，反而更加赏识他的"仁义"。
刘伯通的这次兵变并非孤立事件。当时，唐王朝正在全力镇压在河北复起的刘黑闼叛乱。徐圆朗是刘黑闼的盟友。刘伯通的叛变，是徐圆朗势力在刘黑闼声势影响下的一次扩张，也反映了唐在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地区的统治尚不稳定，地方官员和豪强仍在观望和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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