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三月，天下大势在南北两端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
在北方，困守朔方的梁师都部将贺遂、索同，因主君暴虐、粮饷不继，更洞察到大唐一统的不可逆转，经过周密筹划，毅然率所辖十二州军民归降。长安朝堂对此反应迅速而审慎，李渊在采纳了李世民“既示怀柔，亦备武略”的策略后，厚赏来使，并命边将段德操即刻进军，由此严重动摇了梁师都的根基；与此同时，南方的洪州却传来了前总管张善安举兵反叛的警讯，如同一盆冰水，浇在了唐朝初现的统一盛景之上。
消息传来时，长安城满朝文武的错愕，远大于震惊。因为张善安并非梁师都、高开道那类从未真正臣服的边地枭雄。他的反叛，更像一记来自内部的冷箭，戳破了天下已定、四海归心的表象，露出了武德末年权力版图上最后也是最危险的裂痕。
张善安，这位在隋末唐初纵横江淮的豪杰，其生平轨迹犹如一面映照乱世风云的棱镜。他原籍兖州（今山东济宁），生于北周末年，早年经历已湮没于史册烽烟，唯知其于大业末年趁天下大乱时，在齐郡（今山东济南）聚众起事，凭借过人勇力与江湖义气，迅速成为山东一带令官军头疼的草莽势力。
当李密瓦岗军席卷中原之际，张善安审时度势，率部南下渡淮，于大业十三年（617年）占领庐江郡（今安徽合肥），从此在江淮间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这位“身长七尺，膂力绝伦”的豪帅，既不同于杜伏威的系统化建制，也异于辅公祏的宗教色彩，其势力更多依赖个人威望与地缘联盟。武德二年（619年），在江南群雄逐鹿的棋局中，他做出关键抉择——率舟师数百艘归附称帝豫章的楚王林士弘，受封为西南道大行台。
真正的命运转折发生在武德四年（621年）。当李世民平定洛阳、李孝恭击破江陵的军报传来，张善安敏锐察觉到“楚旗将坠”，遂在鄱阳湖畔秘密会见唐安抚使李大亮。那场决定性的对话中，这位草莽英雄按住刀柄坦言：“某本山东田夫，遭乱聚众，不过欲全性命耳。”
李大亮执其手道：“张公此举，江淮生灵之福也。”
于是，三日后，张善安便尽遣其众归农，独率心腹八十人降唐。高祖李渊闻奏大喜，特授其洪州总管，赐锦袍玉带，使其镇守赣北要冲。
然而，这项任命本身就是一杯鸩酒。朝廷对他这类“半路归顺”的豪帅，始终怀有深深的不信任。他名为总管，实则处处受朝廷派来的长史、司马掣肘；麾下核心部众被不断调离，朝廷嫡系军官则被安插进来。
洪州（治今江西南昌），控扼赣江，襟带江淮，是唐朝经略南方、威慑岭南萧铣旧部的战略支点。张善安在洪州任上的岁月，逐渐暴露出作为乱世枭雄的局限性。他虽努力效仿唐制整顿吏治，却难改绿林习气，常因部属旧怨与地方士族发生冲突。更致命的是，武德五年林士弘覆灭后，大量楚军残部流窜至洪州境内，这些与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旧日同袍，既成为地方治安隐患，也引来了长安猜疑的目光。
不久，朝廷监察御史的密报中开始出现“善安常夜宴旧部”“私释楚军俘虏”等记载，这些片语只言在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党争日渐激烈的朝局中，被渲染成蓄意谋反的征兆。
更致命的是，一道调令将他明升暗降，转任为并无实权的舒州总管，洪州兵马大权即将移交。三月二十五日，当朝廷调任文书与御史台查案牒文同时送达洪州时，五十二岁的张善安在总管府梧桐树下枯坐整夜。
拂晓时分，张善安望着庭院中那株从山东移栽的石榴树，此刻新叶未发，老枝嶙峋如铁，但见其突然拔剑斩向树冠，怒道：“隋末至今，归顺者岂独善安？今无罪见疑，是天欲我反！”
言语间，剑光闪过，石榴树虬曲的枝干应声而断。
恰巧朝廷使者寻至此处，看到此景，瞬间目瞪口呆。张善安反手将染着树汁的长剑指向使者，眼中最后一丝犹豫已被凛冽的杀气取代：“我张善安今日便反了！”
话音未落，剑锋已刺穿使者胸膛。鲜血溅在断裂的树桩上，与树干渗出的汁液混成诡异的暗红色。张善安踏过尚在抽搐的尸体，对闻声赶来的亲兵厉声喝令：“开武库！释囚徒！今日起，洪州城便是我张某与长安决裂之地！”
沉重的武库铁门在晨光中轰然洞开。堆积如山的隋制札甲、生锈的横刀、蒙尘的弓弩被疯狂抢夺。囚徒们砸碎脚镣，披上不合身的铠甲，在街道上汇成混乱的匪兵。有人高举着刚夺来的唐军旌旗纵火焚烧，火光映照着张善安立在城门楼上的身影，只见他亲手将洪州总管的铜印掷下城墙，那方象征朝廷授权的信物在青石板上摔得四分五裂。
“今日之后，”他对着越来越大的叛军队伍嘶吼，声音压过了鼎沸人声，“要么战死，要么让长安听见我们的马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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