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南阳的村民们承包的水库被镇政府强行转包给外地老板，他们去上访时，镇干部说“这是为了乡村振兴”，带头的村民被村委会取消了低保资格，吓得其他人再不敢吱声。
社会组织支持的缺失加剧了孤立无援。江苏昆山的农民工自发组织讨薪小组，却被企业以“聚众闹事”为由报警，领头的被带进派出所训诫了6小时，出来后工人们都不敢再出头，最后每人只拿到欠薪的六成。
陕西咸阳的果农们想联合起来告果汁厂压价收购，却因为没人懂合同法律，连集体签名的委托书都不会写，最终只能看着果子烂在地里。
社会对穷人的刻板印象，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维权难度。“穷人难缠”“农民工素质低”等偏见，让执法者、司法者容易先入为主。
武汉的环卫工在清扫马路时被一辆奔驰车蹭倒，司机不仅不道歉，还骂她“碰瓷”。交警来处理时，看她穿着沾满灰尘的工作服，就劝她：“对方愿意赔500块就算了，别耽误人家时间。”可她的膝盖肿得站不直，光拍片就花了300元。
陕西宝鸡的菜农在超市门口摆摊被保安推倒，篮子里的西红柿摔烂一地，她哭着要赔偿，围观的人却说“农民就该在菜市场卖菜，跑到超市来添乱”。舆论场中的话语权失衡同样明显。
浙江义乌的小商贩被市场管理员无端没收摊位，他拍了视频发在网上，却被网友评论“肯定是他没交保护费”“穷人就是爱找事”，气得他三天没出摊。
外来务工者在工厂被机器轧伤手指，企业却说是他“违规操作”，他在网上发帖求助，反而被指责“想讹钱”，最后不得不删除帖子。
安徽亳州的种粮大户，因为合作社拖欠种子款去镇上讨说法，被拍成视频发到网上，配文“农民无理取闹”，他的女儿在学校被同学嘲笑“爸爸是疯子”，不得不连夜找人删除视频。
尽管艰难，但改变正在发生。去年冬天，陕西榆林的农民工通过“智慧法院”小程序在线立案，不用再跑几百公里到省城，手机上就能提交证据。
云南的公益律师团队带着便携式打印机下乡，现场帮村民打印起诉状，一年处理了200多起农民工维权案。
更让人暖心的是那些自发的善意：郑州的大学生志愿者每周六在法院门口设立咨询点，帮老年人填表格；上海的外卖骑手们建了个维权群，谁遇到欠薪就集体去劳动部门反映，去年帮37个同行讨回了工资。
安徽合肥的社区工作人员还专门制作了“维权路线图”，用漫画标注出从家到劳动仲裁委的公交路线、需要带的材料清单，连复印店的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
江西赣州的驻村法官每月带着“移动法庭”到各村开庭，在晒谷场上摆开桌椅，村民们带着板凳来旁听，既解决了案子，又教会了大家怎么维权。这些微光或许微弱，却让更多穷人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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