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18日，那是一个天空仿佛捅破的日子，大雨滂沱，雷声不绝于耳。我手持着那张承载着未来希望的报到证，踏上了前往县人事局的路途。在县政府大楼里，我楼上楼下奔波往返，可还有很多手续未能办完。
正当我心生焦虑之时，一位办事的工作人员以极大的耐心向我说明了情况。他提到，长江流域正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侵袭，而东北地区的防汛形势同样紧迫，因此，多数职员已被紧急动员参与防汛演练，全力以赴保护民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就在这时，一位身形略显富态的中年男士从我身后不经意间瞥见了放置在办公桌上的报到证，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惊讶：“哎呀，小伙子，看来你是要成为我们厂的一员了。”
办事人员随即向我引荐，这位便是汽车配件厂人事科的辛科长，他的语气中带着几分玩笑意味：“同学，这下你可算是找到‘组织’了，到了厂里，岗位分配的大事可全仰仗辛科长的一张金口玉言呢。”
刚踏入社会的我，虽然初通人情世故，但还是连忙礼貌地向辛科长致以问候。辛科长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与我简短交谈了几句后，便亲切地提议道：“关宏军啊，既然今天人事局这边的事暂时无法办妥，不如你跟我去厂里先转转，熟悉熟悉环境吧。”
就这样，我怀揣着既紧张又期待的心情，第一次迈进了汽车配件厂的大门，这里也将成为我毕业后职业生涯的起点。
辛科长领着我走进了机加车间，一边走一边向我详细介绍着车间的基本情况。随后，他还特意提到了厂里新引进的数控车床，并进行了好一番吹嘘。然而，或许是由于他专业知识的欠缺，对车床性能的描述显得有些驴唇不对马嘴，在我这个科班出身的人听来，不免有些班门弄斧之感。
尽管如此，我依然感激他的一片好意，毕竟，这是我在新环境中的第一次学习与体验。但，看似简单的熟悉情况，却给我带来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按照当时县属企业的情况，一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最起码要安排到技术科这样的科室，分配到一线岗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辛科长为什么单单只领我去了机加车间呢？
不久我的预感应验了，进厂后我被分到了机加车间当一名普通工人。
工友们在休息闲聊时对我的处境表达了同情，同时也都感到愤愤不平。
有的问我是不是没送礼。有的说送礼也没用，今年单位来了两个大学生，技术科就一个空缺，谁有门子谁去。
比较了解内情的背地里告诉我，另一个大学生是副厂长的外甥。
一切都尘埃落定，一切也都无可奈何。
我认命了。
车间主任想让我去数控车床，我没同意，理由是每天在机床上重复着装上毛坯，再卸下加工好的零件，实在是太无聊。
车间主任用看傻子一样的表情看着我说：“你真不懂吗？数控车床轻松，普通车床活累。”
我仍然坚持我的主张，不为别的，就因为我不是菜板上的鱼肉，任凭别人切来切去。
更重要的是我不想给自己留下太多空闲时间，用来胡思乱想大学里发生的往事。
用劳动惩罚人类，也是劳动本质里的一个重要属性。
于是我就被分到了一台普通车床，带我的师父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他叫付红军，机缘就是这样巧合，他名字的后两个字和我的发音相同。
他听到我的名字，咧嘴笑了一下，然后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关宏军，在我的手下学东西要放下大学生的架子，理论和实践还是有差距的，千万不要眼高手低，干车床这个活既辛苦又危险，每时每刻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被他无缘无故地抢白一顿，让我心情郁闷了半天。
他还带了一个徒弟，是一个叫张芳芳的女孩，是县技工学校的毕业生。
她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人不算漂亮，但很质朴，人也勤快，没事就用抹布把车床擦得锃亮。
单独相处时，从她眼里流露出的欣赏和仰慕之情，是我刚进厂那一段时光里最贴心的宽慰。
有一次，她悄声对我说：“师父也是大学生，也是从学徒干起的。技术科的那帮人遇到问题还得请教他呢。”
从那以后，我对我的师父付红军肃然起敬，再也不敢拿我的大学生身份在他面前顶撞。
下岗以后，付红军从小作坊干起，后来成了全县着名的企业家。一有空闲，他也会约我到他的厂子里喝喝茶，时不时的对我说：“宏军，当年我是好心干了坏事。”
是什么好心呢？那就是保媒拉纤。
为我和张芳芳当了介绍人。
我进厂半年后，有一天，他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我给你介绍个对象怎么样？”
我那时候的心理状态是：我被感情伤透了，哀莫大于心死，无所谓和哪个女人结婚生子，平平淡淡的走完一生就算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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