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痛心疾首地看着他，声音里满是沉重：“老陶，你糊涂啊！这不是你伸手收钱的理由。”
他垂着头，那双曾无数次在我面前坦荡直视我的眼睛，此刻只剩下自责与追悔。没有辩解，没有推脱——只有木已成舟、覆水难收的绝望。
“都收了谁的钱？收了多少？”
他咬了咬下唇，又抿了抿干裂的嘴唇，喉结滚动了几下，才费力地吐出那几个数字：“先后分三次，收了何志斌的钱……一笔二十万，一笔一百五十万，最后一笔三百万。”
我心里默算，沉声道：“也就是说，一共四百七十万？”
他艰难地点了点头。
“现金还是转账？”
“都是现金。”
“都花掉了？”我盯着他的眼睛，问得斩钉截铁。
他猛地摇头，急切得像要抓住什么救命稻草：“一分也没动！宏军，这些不义之财我拿着烫手，我……我早就预感会出事。”
我心里稍安，语气也缓了下来：“老陶，把这些钱退了吧。你家里急用钱，却始终没动这笔赃款，说明你心里还有底线。有什么困难，我来帮你——这不是私相授受，是兄弟之间的情谊。”
他脸上的肌肉开始扭曲，嘴角抽动着，拼命控制着不让眼泪落下来。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有感激，有愧疚，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
我顿了顿，死死盯着他，一字一句地问：
“老陶，你跟我说实话——于志明他们这次的集资诈骗，你有没有参与？”
他委顿了一下，整个人像是被抽去了骨头，头垂得更低，声音从胸腔里闷闷地传出来：
“于志明来找过我……说鸿城地产想用一家基金公司搞个理财产品，为后续拿地做资金储备。因为和林总的公司合作多年，我就……就轻信了他。帮他在分行下面的几家支行打了招呼，让他们配合推销那些理财产品。”
他终于抬起头，眼眶红透：“宏军，是我轻信了他。我没有尽到调查义务，没尽到管理责任，还不经意间给他当了打手。我后悔啊……尤其是这件事爆雷以后，我才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的祸。”
他的话可信吗？我来不及细细分辨，只盯着他问：“你收他好处了？”
“没有！”他回答得斩钉截铁，像被这句话刺痛了一般，“他拎着一个箱子来找我，说里面是一百万，算是酬劳。我谢绝了。那是林总的公司，帮帮忙，我怎么好意思收好处？我陶鑫磊还做不出那样的事。”
他说得那样坚定、那样真诚，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我长出一口气，知道他的罪责还没到不可饶恕的地步。
“我相信你的话，老陶。”
这几个字像一束光照进他灰败的脸上。他的眼睛亮了亮，随即又黯淡下去：“可万一于志明到案后诬陷我收了他的钱，我……我也是百口莫辩啊。”
我用鼓励的眼神看着他，语气笃定：“不会。我已经请娄律师代理于志明的案子。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于志明会有分寸。”
他听出了我话里的弦外之音，沉默片刻，重重地点了点头：“如果真有那一天……我也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我们四目相对，心照不宣。我有理由相信，这个七尺汉子会说到做到。
“老陶，”我放轻了声音，“纸里包不住火。要争取主动。”
他点点头，懂了我的意思。沉默了几秒，他抬起头，眼里燃起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宏军老弟……我的家人，就拜托给你了。”
泪水毫无预兆地涌出来，像决堤的海水。我拼命忍着，可它们还是一滴接一滴地砸下来。这是一种兄弟立在悬崖边缘、我却束手无策的绝望和无助。
他也老泪纵横，颤抖着手端起酒杯：“老弟，下一次咱们兄弟在一起喝酒，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今天……一定要喝他个一醉方休。”
我也端起杯。那扑面而来的、浓得化不开的兄弟情谊，将我密密实实地包围。
我醉了。
却是一种最痛苦的醉法——四肢软绵无力，像被抽去了筋骨，可头脑却异常清醒，清醒得能听见心里每一道裂开的声音。
回省城的高速路上，王勇把车开得很慢。北方的春天来得晚，漫天的沙尘也来得比往年更急。窗外一片昏黄，像被谁打翻了一整盒土色颜料，视线被切割得断断续续。
我望着窗外，心情冷到了冰点。
也许陶鑫磊走到这一步，是咎由自取。可我真的没有责任、没有愧疚吗？我真的经得起自己良心的尺子一寸一寸地丈量吗？
我不知道。
缓缓闭上双眼，想用睡眠来缓解这份沉重。但愿一觉醒来时，能坦坦荡荡地看清眼前的路。
可眼皮阖上的那一刻，心里却清楚得很——
有些路，闭上了眼睛，也逃不掉。
第二天傍晚六点，飞机在香港赤鱲角国际机场缓缓降落。我和张平民沿着舷梯走下，南国的春风裹着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风里夹杂着淡淡的海水咸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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