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侯玄，字太初，年少时便声名远扬。刚成年，他就担任了散骑黄门侍郎这一官职。有一次，他进宫朝见皇帝，被安排与皇后的弟弟毛曾并排而坐。夏侯玄认为与毛曾同坐是一种耻辱，心中的不悦之情毫不掩饰地流露在脸上。魏明帝得知此事后，对他心生怨恨，于是将他降职为羽林监。
正始初年，曹爽辅佐朝政。夏侯玄是曹爽姑姑的儿子，凭借这层关系，再加上自身的才能，他多次升迁，先后担任散骑常侍、中护军等重要官职。（据《世语》记载，夏侯玄向来以善于识别人才而闻名。他担任中护军期间，选拔任用武官时眼光独到，那些被他选拔到军中任职的，无一不是杰出人才。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了各州的长官或郡县的太守。他所制定的法规和树立的教化，至今都被后人当作典范。 ）
太傅司马懿向夏侯玄询问对时事的看法，夏侯玄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选拔和任用官员，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所在。因此，衡量和选拔人才的权力，应由尚书台掌管，这是上级的职责；而百姓的孝行，存在于民间乡里，其优劣应由乡里的人来评定，这是下级的职责。想要做到教化清明、选拔公正，关键在于明确上下的职责和分工，避免相互干涉。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上级超越了自己的职责范围，就可能导致选拔人才的标准不纯正，从而为那些追逐权势的人打开方便之门；如果下级越过了自己的权限，就可能导致民间私自评议权力，使得权力分散，产生诸多弊端。民间私自评议权力，就意味着普通百姓干涉国家权力的行使；权力分散，就是社会混乱的根源。自从州郡设立中正官来评定官员的才能，已经过去了许多年，然而选拔人才的工作却一直混乱无序，这难道不是因为职责分工混乱，各自都没有抓住关键所在吗？如果让中正官只负责考察人们的品行和辈分，品行和辈分相当的，就可以担任相应的官职。这是为什么呢？一个人在家中以孝行着称，难道在为官时会不忠诚尽职吗？在家族中以仁恕被人称道，难道在处理政务时会不通达事理吗？在乡里以明辨是非而闻名，难道会不胜任工作吗？从这三个方面，由中正官进行考察，即使不明确具体的官职名称，也能知道这个人适合担任什么官职。品行有大小之分，才能有高下之别，那么适合担任的官职类别，也就一目了然了。何必让中正官在下面干涉尚书台选拔人才的权力，而上面掌握权力的人又有所依赖呢？这样上下相互干涉，只会产生混乱。况且尚书台监督下级，考核官员的功绩和过错，各个职务都有相应的长官，他们朝夕相处，相互考察，没有比这更细致的了；而乡里的评议，往往是根据个人的主观判断来裁决，这就使得主管官员的职责被打乱，众人感到恐慌。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社会风俗清正、选拔公正，怎么可能呢？尚书台高高在上，距离百姓遥远，百姓对其选拔人才的标准和过程难以了解。能够接触到的，都是身边的人，谁不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修饰自己呢？如果有了追求官职的途径，那么在家中修养品德的人，就不如在乡里自我推荐的人；在乡里自我推荐的人，又不如在州郡谋求官职的人。如果追求官职的途径畅通，却又担心人们掩饰真实的自己、背离选拔的初衷，即使严厉责罚中正官，用刑罚来督促他们，也无济于事。倒不如让各自遵循自己的职责，官员们各自将自己下属的才能情况上报给尚书台，尚书台根据官员上报的情况，再参考乡里评定的德行高低，进行综合考量，公正地拟定任用的等级，避免出现偏袒。中正官则只需考察人们的行为事迹，区分高下，审定辈分类别，确保等级评定公正，不随意升降。尚书台负责汇总，如果选拔过程出现差错，责任就在相关部门。官员上报的情况，中正官评定的等级，都按照顺序依次任用，如果任用不当，责任就在具体执行的官员。这样内外相互参考，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相互监督检查，谁还能弄虚作假呢？这样一来，人心就能安定，事理也能明晰，或许就可以使社会风俗清正，选拔出真正有才能的官员了。”
夏侯玄还认为：“古代设立官职，是为了养育百姓，管理万物，因此设立君主和长官来统治和管理。统治和管理百姓的君主和长官，权力应该统一且专一。权力统一，官员的职责就能确定，上下关系就能安定；权力专一，官员就能专心做好本职工作，事务就不会繁杂。事务简单，官员尽职尽责，上下相安无事，却治理不好国家的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古代的先王建立众多的诸侯国，虽然具体的情况难以详细考究，但划分疆界，让各个诸侯国各自守护自己的领土，并不是层层束缚的体制。考察商朝和周朝的五等爵位制度，虽然只有大小、贵贱的差别，但也不存在君主、官员、百姓有两种统治体系相互牵制的情况。如果官职的统治体系不统一，官员就无法专心做好本职工作；官员不能尽职尽责，事务怎么能不繁杂呢？事务繁杂，百姓怎么能安定呢？百姓不能安定，邪恶就会滋生，奸诈虚伪的行为也会增多。古代的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让官员职责专一，统一统治体系。从秦朝开始，不遵循古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君主以私心来任命官员，以奸邪的手段来对待百姓。担心官员不尽职，就设立监察官员来监督；又害怕监察官员徇私舞弊，就设置司察官员来纠察。这样一来，官员相互牵制，监察相互监督，人们心怀异心，上下目标不一致。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却没能加以纠正。到了魏朝，国家事务繁忙，没有时间顾及这些。五等爵位制度虽然难以一下子恢复，但可以大致确立一些准则，来统一国家的治理制度。如今的地方长官，既要管理百姓，又要受郡守、刺史的多重管辖。如果郡所管理的事务，只是一些大概的方面，与州的职责相同，那就没有必要设置双重管理。应该省去郡守这一职位，只设置刺史；只要刺史的职责存在，监察的工作就不会荒废。而且，郡里的众多官吏可以回乡务农，这样既能减少行政开支，又能增加粮食产量，这是第一个好处。大县的人才，都有能力担任郡守，然而在处理是非争端时，常常会因为意见不同而产生争执。顺从上级意见就能相安无事，坚持自己的观点就会引发纷争。就像烹调美味的羹汤，关键在于调和不同的味道；上下级之间要相互帮助，才能共同受益。一味顺从才能安定，这就像琴瑟只弹奏一个声音一样单调。如果省去郡守这一职位，就能使官职简化，事务也会变得简单，这是第二个好处。此外，郡里负责监察各县的官吏，常常为了袒护自己的亲友和同乡，利用公务之便刁难他人，百姓的困苦就是由此产生的。如果将郡县合并，就能堵塞产生混乱的根源，这是第三个好处。如今国家处于衰败的时期，百姓生活困苦，人口减少，贤才稀缺，能够承担事务的人不多。郡县的优秀官吏，往往数量不足，郡里接受县里上报的事务，繁重的工作都在下面，然而在选拔官吏时，郡里却优先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样一来，直接与百姓接触的官吏，往往是能力低下的人。官吏是百姓的依靠，却常常平庸鄙陋。如果将郡县合并，就能选拔更多清正贤良的官吏任职，从而使良好的教化得以传播，百姓和万物都能安宁，这是第四个好处。制定制度，让万户人口以上的县，其长官称为郡守；五千人口以上的，称为都尉；千户人口以下的，县令、县长的称呼不变。从县长以上的官员，通过考核来决定升迁任用，根据才能来提升职位，所管理的范围也相应扩大，这是选拔人才、考核功绩的合理顺序。如果制度一旦确定，官员的才能就有了相应的等级，治理的成效也会显着提高，这是第五个好处。如果省去郡守这一职位，县里的事务可以直接上报，不会出现堵塞和拖延的情况，虽然不一定能恢复到三代时期的良好风气，但简化统一的教化，或许是可以实现的。方便百姓、节省费用，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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