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西子湖畔的某个角落。
一辆亮蓝色的运动感玛莎拉蒂，停在寥落的林间停车场。
开车的是冯义姬，而周天音则坐在副驾驶上，拿那个装匿名卡的新手机，给冯见雄打电话。
之所以出来，只是出于一个懂法人士的谨慎——用这张匿名卡打电话的时候，最好不要在自己家里，也不要在自己经常工作的地方。免得万一将来被有心人追踪到任何蛛丝马迹。
如果要跟中情局或者克格勃那样严谨的话，那台匿名手机甚至不能在自己家里开机，而要到了地方再开机。
所以，今天她才趁着冯义姬也有事儿出门的机会，自告奋勇陪着闺蜜一起，顺路半道找个地方停一下，玩一会儿，打个电话。
她的语气有些激动，又有些哆嗦。
“那个……小雄，余处长和其他几个真的被调查了，不过还没彻底控制起来。我听了你最后的交代，都没去主动跟他们解释，他们至今都还没跟我家人联系。”
她口中提到的“最后的交代”，也是前几天冯见雄跟她聊的时候提醒的。
本来，周天音自忖已经知道了全盘计划，所以反应有些过激——周六那天，她的母亲慕容萍就已经向经侦交代了不少问题，形成了翔实的交代材料。还让辩护律师检查并复制了当天的口供记录。
第二天，网上的视频被人发现之后，其实当时还并没有太火——网上出点猛料，也是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才能闹大的，这个过程很可能需要三五天。
而周天音本来已经做好了“如果余慧雯或者别的人发现慕容萍已经检举立功、闹上门的话”，那她就把“我母亲是知道你们已经要出事儿了，所以废物利用才交代，白捞一个立功”那番说辞搪塞过去。
就算对方不信，短时间内对自己有什么敌意的举动，周天音也打算扛下去了。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范建也好，余慧雯也好，没有任何人选择在第一时间找周天音算账。
这时，周天音才知道自己有点反应过激、“受迫害妄想”发作。
电话另一头的冯见雄，听着周天音陈述着这几天的来龙去脉，然后用淡定地语气安慰道：
“那不就结了，我跟你说过——你母亲对经侦交代的那些东西，经侦的人也不傻，为了不打草惊蛇、当然不会直接对外公布。所以，就算你母亲立功了，范局长余处长那些人也是不会马上知道她立功的。
在他们眼里，局子里出了窝案，罪魁祸首就是小网红爆料、就是范建手脚不干净乱丢东西、就是刘炎的N站胆大妄为对内容审核不严。
至于他们对你母亲的戒心和反感，至少要到将来你母亲的案子进入庭审阶段、辩护律师主张了她有‘重大立功表现’这个减刑情节时，他们才会注意到。
你到那个时候再放出风声、用我通过某个N站高管提前得知某些信息已经泄密，令堂只是为了‘废物利用’才抢跑立功。那仇恨值至少能带跑七八成，剩下那一点点怨念，以到时候他们自己也残余无几的能量，还能翻出什么浪来。”
冯见雄的话，听起来始终是那么智珠在握。
周天音絮絮叨叨事无巨细地交代，对面却一直都云淡风轻，好像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也正是到了这一刻，周天音才真正意识到：电话另一头的那个男人，布的每一局棋，并不都是需要用到的。
很多棋，得是敌人主动反应过激之后，才需要应急顶上去的。
如果敌人挨了打都没反应，那就更好了。
那些布在并不直接致命位置的棋子，可能一辈子都不需要动用。
这也是历史上（从一战到二战，不包括当代），英美军对情报工作那么重视、而德军对情报工作相对不重视的原因——
德军的总参谋部制度，比英美要事无巨细得多，备用方案数量多几十倍。所以每一个德军基层将领在带兵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做好了“敌人会选择各种应对措施”时的一切可能性应对准备了。
既然我已经想好“你打左勾拳怎么应对、右勾拳怎么应对、直拳、上勾拳、撩阴腿……统统分别应该怎么应对”，我干嘛还费劲来刺探你究竟会不会出左勾拳？（相对的，英军属于千方百计先刺探清楚对方是不是打左勾拳，如果是，那参谋人员就只重点花精力想好怎么应对左勾拳。这也是英美军前线军官应变能力较低的原因。）
让不那么必要的棋子，主动暴露，演技不就太差了么。
那不是究极老阴哔冯见雄的风格呀。
“那下一步，我们还是继续敌不动我不动么？”周天音把所有细节都核对完一遍之后，审慎地请示道。
冯见雄拍板：“差不多吧，如果余慧雯或者别的谁主动上门或者打电话给你，怪罪你当初把材料邮件发给范建、间接导致泄密的话。你可以稍微反击一下，然后顺带着提一嘴‘你比她们提前知道事情不可挽回，所以废物利用’，但细节就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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