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就是想静静。”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许他在想，他辛辛苦苦干了四十年，最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也许他在想，他的儿子在缅国过得怎么样，能不能在那边站稳脚跟。
也许他什么都没想，就是累了。
——
隆市的夜，来得很快。
六点钟天就暗了，茨厂街的夜市还没开始，但气氛已经不对了。
平时这个时候，摊贩们已经陆陆续续把摊位支起来了，炒粿条的铛铛声、叫卖水果的吆喝声、食客们聊天的喧哗声，能把整条街吵成一片。
但今天晚上，茨厂街安静得吓人。
街口的几家店铺已经关了门，卷帘门拉得严严实实。
地上还有昨晚上砸碎的玻璃碴子，在路灯下闪着光。
几个马人青年骑着摩托车在街上绕来绕去，引擎声轰轰的，有时候停下来，看着街道两边的华人店铺，像是在数有几家还开着门。
阿坤站在自己的水果摊后面，手攥着一根木棍。
那根木棍是从工地上捡来的，削成了趁手的长度，一头还缠了布条，握起来不扎手。
他不是好斗的人，但昨晚上福记杂货店的事让他害怕了，怕到要拿着棍子才能安心。
“阿坤，收摊了，回去吧。”
隔壁卖海鲜的周老板朝阿坤喊了一句。
周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福州人，在这条街上卖了二十年海鲜，脸晒得黑红黑红的，嗓门大得能盖过整条街的噪音。
但今天他的声音不大，压得很低，像是怕被谁听到。
阿坤摇了摇头。
“再等会，还有人没来拿货。”
周老板看了他一眼，想说什么，没说出口。
他把自己的摊位收了，卷帘门拉下来，上了锁。
然后他走到阿坤的摊位旁边，看了看那根木棍，又看了看阿坤的脸。
“棍子不管用，人家手里是刀，你拿根棍子有什么用？”
阿坤没有说话，他知道周老板说得对，棍子确实不管用。
但他只能拿这根棍子，棍子再不管用，也比空手强。
摩托车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这次是三辆，并排从茨厂街的南头开进来，速度不快，但引擎声很大，轰隆隆的，像是打雷。
三辆车上坐了六个人，都是年轻的马人，戴着摩托车头盔，穿着黑色的夹克。
他们在街中间停下来，六个人下了车，站在路中央，东张西望。
阿坤攥紧了手里的木棍，手指关节都发白了。
那六个人看了一圈，最后目光落在了阿坤的水果摊上。
其中一个人伸出手，指了指阿坤的方向，跟旁边的人说了句什么。
几个人笑了起来，然后慢慢朝这边走过来。
阿坤的腿在发抖，但他没有跑，不是因为他勇敢，是因为他的腿软了，跑不动。
就在那六个人距离阿坤不到十步远的时候，一辆警车从街口拐了进来，警灯没亮，但警笛短促地响了一下。
那六个人看到警车，停了一下，然后转身走了，上了摩托车，轰隆隆地开走了。
警车慢慢开过来，在阿坤面前停下。
车窗摇下来，里面坐着一个马人警员，四十多岁，留着胡子，一脸的不耐烦，用马语问了一句。
“这么晚了，还不收摊？”
阿坤用蹩脚的马语回他。
“马上收，马上收。”
警员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手里的木棍，目光在木棍上停留了两秒，然后移开了。
车窗摇上去，警车开走了。
阿坤松了一口气，手里的木棍差点掉在地上。
周老板走过来，帮他把摊位收了，两个人把水果一箱一箱搬上三轮车，水果箱堆得高高的，摇摇晃晃的。
周老板这时问道。
“明天还来吗？”
阿坤想了想。
“来，不来，吃什么？”
周老板没有说话，他把卷帘门锁好，拍了拍手上的灰，然后朝阿坤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巷子里的灯一灭，整条茨厂街就暗了，只剩下路灯昏黄的光，照在空荡荡的石板路上，照着地上那些碎玻璃碴子，一闪一闪的，像眼泪。
第二天早上，茨厂街的夜市摊主们发现，有几个摊位被人泼了油漆。
红色的，在地上摊开，像一滩一滩的血。
一个卖鱼丸面的老伯蹲在地上，用抹布擦那些油漆，擦不掉，油漆渗进了石板的缝隙里。
老伯抬起头，看着阿坤。
“阿坤，你说这什么时候是个头？”
阿坤没有回答，他把木棍别在三轮车上，蹬着车子往摊位方向骑。
晨风吹在脸上，带着一股潮湿的、发霉的味道。
他忽然想起自己刚来隆市那年，十八岁，在茨厂街找了一份杂工，一个月挣一百二马币，住在店后面的小隔间里。
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但那是他自己的。
每天早上起来，推开窗户就能看到茨厂街的烟火气，人声鼎沸，热闹得不像话。
那时候他以为，只要肯干，总会有一天能在这条街上站稳脚跟。
二十年过去了，他确实站稳了脚跟，有了自己的摊位，有了固定的客人，每个月能存下一点钱。
但他站得不安稳，鞋底下是碎玻璃，头上是随时会砸下来的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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