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市中央医院，骨科病房。
陈志明躺在病床上，胳膊上的石膏还没拆，白色的纱布裹得厚厚的，从肩膀一直缠到手腕。
他的脸色比昨天好了一些，嘴唇有了点血色，但还是没什么精神。
邻床是个本地老人，七十多岁，做痔疮手术住院的。
他的家属每天下午来看他，带很多东西，大包小包的，摆在床头柜上，把陈志明这边的柜子都占了。
陈志明没有说话，把东西挪到自己的床头，腾出地方让他们放。
老人的儿子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看着像个公务员。
他每次来都会用马语大声说话，嗓门大得整层楼都听得见。
他说什么陈志明大部分听不懂，但有些词能猜到，比如“华人”、“经济”、“政策”这些，出现的频率很高。
昨天晚上，陈志明听到他跟护士聊天，护士问他儿子在哪个部门工作，他说在财政部。
今天早上，护士来查房，看了一眼陈志明的石膏，在病历上写了几行字。
陈志明问她什么时候能出院，她说等医生来查房才能定。
陈志明说医生什么时候来，护士说不知道，医生很忙。
陈志明躺回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裂缝，一条一条的，像干涸的河床，怎么缝也缝不上。
隆市，华人公会的办公室里。
陈永福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他已经两天没怎么睡了，眼皮底下发青，嘴唇发干，但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停不下来。
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是李国良。
“陈先生，茨厂街那边的事，您听说了吧？”
“听说了。福记杂货店被砸，几个摊位被泼油漆，还有几起小的。我都知道。”
李国良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陈先生，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志强那边已经在压了，但他的青年团里有人快压不住了。”
“昨晚有人提出来，要去买枪。”
陈永福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
“告诉他们，不许买枪，买了枪，就是坐实了‘非法武装’的帽子。”
“到时候不是拉扎克来收拾我们，是军队。”
李国良道。
“我知道，但他们不这么想，他们说棍子挡不住刀，刀挡不住枪，只有枪才能挡住枪。”
“陈先生，他们说对了一半。”
陈永福没有说话。
李国良继续道。
“另一半呢，他们没有说，他们手里的枪从哪里来？从黑市买？买来的枪，能跟军队的枪比吗？”
“几百条枪，几百个没打过仗的年轻人，怎么跟几万军队对抗？这不是打不打得过的问题，这是能不能活的问题。”
陈永福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
“国良，你说得都对，但他们要听的不是这个。”
“那他们想听什么？”
陈永福沉默了很久。
“他们想听的是，我们什么时候能站起来。”
“不是拿着棍子，不是拿着刀，是能堂堂正正地站在隆市的街上，不用怕被人欺负。”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好一会后，李国良才声音有些沙哑道
“陈先生，我们还要等多久？”
陈永福闭上眼睛。
“我不知道。”
他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盏灯，灯管坏了一根，只剩下另一根在亮，光线昏黄，把整个房间照得像是黄昏。
他一直在在想一个问题，华人能等到天亮吗？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如果连他自己都不信，就更没有人信了。
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志强，是我。”
“陈先生，”
林志强的声音很急。
“我正要给您打电话，青年团的人闹起来了，说要去茨厂街跟他们对峙，我跟他们都快吵起来了。”
陈永福叹了口气。
“让他们闹。”
林志强愣了一下。
“陈先生？”
“让他们闹，但不能动手。要闹到全世界都看到，不是华人先动手，是他们先动手的。”
“把记者叫去，把外国人叫去，把那些喜欢看热闹的白人也叫去。”
“谁先动手，谁就输了。”
“这句话我说了一百遍了，你再说一百遍。”
林志强在电话那头深吸了一口气。
“我尽力。”
“不是尽力，是必须做到。”
陈永福挂了电话，看着窗外。
窗外是茨厂街的屋顶，瓦片一片一片的，黑灰色，像鳞片。
远处的天空灰蒙蒙的，没有云，没有太阳，什么都没有。
他忽然觉得，自己像是站在悬崖边上。
身后是两百多万华人，推着他往前走。
前面是拉扎克和法兹尔，手里拿着刀，等着他往下跳。
他不能退，不能停，不能倒。
他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走。
——
隆市的另一边，拉扎克的官邸。
拉扎克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份地图，地图上用红笔圈出了几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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