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也是个从城里下放劳动改造的坏分子，与二娃子的奶奶一样‘臭气’相投，管它的，反动分子也好，狗崽子也好，自己可怜自己，自己爱惜自己，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任随别个说去吧。从此，我与她两人相依为命，打了鸟雀，逮了克猫，照了黄鳝，安了山耗子，我总分给她一点，他打插底（鞋垫）也常常送给我，我们俩好上了。当她老爹顶着地主的成份死去时，我还名正言顺地以地主的女婿给他送了终。我们是两个苦命的人，是一条苦命藤上不合时宜结的两个瓜，后来我们结婚，生下了你们几姊妹。再后来政策好了，她家地主评了反，我也落实了政策，可我在农村结了婚，而且是与地方女儿结的婚，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啥子事都要上纲上线，革命路线抓得非常紧，虽然政策评了反，但大家的脑筋还是没转不过弯来，特别是城里街道办那些婆婆大娘些，对阶级敌人看得非常重，你就是要求回城安排工作，她们也不会签字盖章同意，更何况分房子抢他们的饭碗，所以我再也回不了城安排不了工作，户口只能在乡坝头落户了。”
“呀，我还真不晓得爷爷、奶奶有这么多故事！”王二哥感慨地说。
“唉……说起来话就长，要摆的龙门阵还多着呢！”王幺爸叹了口气说。
“其实我们那个家庭地主成份，是每个地方按文件规定必须评出多少个地主名额，少了评不出不得行，所以我家是按比例凑的，是按条件勉强评出来的。”王幺娘愤愤地说。
“啥子哦，家庭成份还要过凑和评出来呢？”王二哥奇怪地问。
“当年我老爹，年青时还主要帮大地主当长工，自己辛辛苦苦挣了一点钱，省吃俭用，买了三四亩水田，几亩瘦薄的山地，喂了一头牛自耕自种，平时都是我老爹、老妈和我哥哥、姐姐一起亲自下地，只有农忙栽秧打谷实在忙不过来才请几个小工帮一下忙，当年土改时候要定家庭成份，每个村最少一个名额，评来评去，全村人都不够条件，只有我家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有一些土地，偶尔请过短工，就把地主的帽子戴在我们头上了。”王幺娘说。
“哦，原来这样。”王二哥说。
“岂不知，戴上这地主帽子，敢比唐僧念孙悟空的紧箍咒还更凶，一有啥子风吹草动，就拿地主来说事，特别是批斗，村里开大会要斗，逢年过节要斗，甚至村里干部或贫农家娶媳妇、嫁女，为了提高热闹气氛，也要拉我妈老汉去站在高板凳上来斗，有时斗争起了火，还用楠竹刷条（竹枝）来抽打我爹，可怜我那本来有病五六十岁的爹，有一次从高板凳上摔下来，硬生生地把脚和腰杆摔断了，落下个终身残疾痛苦一生。”王幺娘边说边抹眼泪。
“唉，真是造孽呀！”王二哥和王幺爸都说。
“其实我们那时的生活，那里赶得上现在，白米饭天天有，鸡鸭鱼肉隔顿不隔天，要想喝酒也不是难事。而我爹那时，整年都是吃的红苕稀饭、牛皮菜稀饭、青菜稀饭，或者麦子拷拷（糊糊）、苞谷拷拷、青菜牛皮菜红苕拷拷，有时做点麦子汤巴儿（面团）、苞谷汤巴儿或者麦粑，还要看时候，如果是麦收和苞谷收了丰收比较好的年辰，才可以做一两顿吃，但平时都是吃清的、稀的，以节省粮食。当时别人家送了几句顺口溜给我家，说‘走进罗家门，稀饭几大盆。团转起波浪，周围喊淹死人’，就是形容我家的稀饭清汤寡水，能照得见人影。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我老娘和哥哥、姐姐，就因为没有吃的，全身浮肿得病，吃庙子里的白善泥，吃道吃进去了却屙又屙不出屎来，活活因饿因拉不出屎而憋死了的。而我老爹就这样省吃俭用、勤巴苦挣节省下来，买了一点土地最后却评为个地主，弄得个一家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痛苦不堪，这真是想都想不到哇！”王幺娘抹了一下眼泪说。
“是啊，哪个会想得到过去的艰难岁月，哪个又会想得到今天的幸福美好生活呢！”王二哥和王幺爸都点头说。
“其实我，还真的该感谢遇到了二娃子爷爷王幺爸，要不是他，我早就跳水成了冤死鬼；要不是他，我们全家，特别是我老爹，恐怕会更早就死了呢！”王幺娘感激地看了一眼王幺爸说。
“记得当年乡坝头有些风俗吗？每到逢近过节时，都要到老丈人家送节拜年，我第一次上他家登门的时候，还不是要带点礼物，起码要买一包糖和一块肉。而这包白糖非常特别，不是现在的塑料袋包装，而是用一张谷草制作成的草纸，包一斤白糖，外面还有一张大红纸，纸上写着一个‘喜’字或‘福’字，专门用于喜事和祝寿的送礼礼物。而那块肉呢，也很特别，必须要座登肉（猪碇肉），而且不要头刀要二刀座登。啥子叫头刀、二刀‘座登肉’呢？头刀座登肥肉多瘦肉少，二刀座登瘦肉多肥肉少，二刀座登是猪屁股上最好、最嫩的肉，用来煎蒜苗回锅肉，那是又香又嫩最巴适不过了！”王幺爸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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