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是呀，缝纫机的用处可大着呢！”王幺娘点了点头说。
“当时，缝纫机以上海产的‘飞人’牌和‘蜜蜂’牌为最好，北京产的‘燕牌’也很不错，价位都在150元左右，要想买还得勤巴苦挣勒紧裤腰带攒钱才行。”
“嗯。”王幺爸和王幺娘都点了点头。
“而‘一响’呢，就是收音机。过去老百姓都管收音机叫新闻‘广播’‘话匣子’，也有叫它‘戏匣子’的。那时没有电视机，一个公社都很难找到一台，而收音机相对来说要多一些，所以它就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娱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时，收音机的节目真是丰富多彩，有戏曲，京剧能听到很多名家唱段，如刘兰芳的评书，梅兰芳的京剧，新凤霞的评剧等名家的精美剧目。记得当时有一个儿童广播节目，一打开收音机旋钮，广播里就是‘打开咱们的收音机，小朋友拍手笑嘻嘻。听什么，听故事……’， 其中孙敬修爷爷讲的少儿故事非常吸引人，听得很多娃儿们如痴如醉，妈妈喊吃饭连喊几道都不肯离开。”王二哥继续说。
“对对对……对，我有空也到过有收音机的徐二爷家听过。”王幺爸说。
“收音机能听到相声，也能听到快板，还有山东快书、京韵大鼓、单弦、二胡、笛子等等许多的曲艺、声乐节目，相声节目时常把人逗得前仰后合哈哈大笑。还有刘兰芳、袁阔成等名家说的评书，每天一到结尾都是那句“要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真叫人心欠欠的，叫人听上瘾，听了上段想听下段。还有很多名家演唱的歌曲，如收音机最开头的广播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的金山上》《东方红》《在那桃花盛开的故乡》《让我们荡起双浆》等等，更是叫人百听不厌。”王二哥说。
“收音机带给了我们外面许许多多不晓得的东西。”王幺爸说。
“反正收音机挺招人喜欢的，可毕竟那时大家都很穷呀，如果谁家能有一台收音机，真的很不错了。每次一打开收音机，都能吸引团转地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特别是小娃儿，大家迅速围拢过来，聚精会神侧耳倾听收音机里面的新闻、广播节目，硬是不听到节目停台停播不罢休。”
“那时就是文化生活太少了，哪像现在哟！”王幺爸说。
“说到最后个‘咔嚓’照相机，也是那个年代青年们追求的大件儿目标之一。记忆中那时常见的照相机不外两种，一种型号为135，一卷胶卷能拍36张。一种型号为120，方形能照12张，长形能照16张。那时没有彩色照相机，都是黑白的。”王二哥说。
“照相机更高档，农村基本上没有。”王幺爸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台国产‘海鸥’牌相机，上海产120块钱一部，质量相当好，照出的照片特别清晰。另外还有价格170多元一台的国产‘红梅’牌相机，带闪光灯，也是中国常州生产，质量也相当不错，有的用了几十年都还可以再用。再发展到后来，出产了一种小巧玲珑，比一盒香烟还小一点儿的‘卡片’相机，装在衣服口袋里也非常方便，这是数码相机，随便照随便拍多少张都不用胶卷儿，想照多少照多少，不好的照片可以随时删除，成本和费用比胶片相机减少很多很多。现在高科技日新月异，原来的老式相机‘海鸥’‘红梅’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胶卷更是没有卖了早已被淘汰。后来的数码手机横空问世，以更加轻巧、灵便、快捷、时尚，彻底打败了传统相机，成为了现代人拍照的主流，三转一响带‘咔嚓’就这样慢慢地走出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了渐渐远去的历史，只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深刻而难忘的记忆。”王二哥非常感慨地说。
“摆了这么多，还有一个龙门阵，就是当初的‘万元户’，也是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王幺爸说。
“对！”王二哥说，“万元户，就是指存款或收入在1万以上的家庭居民户。万元户这个名词是1970年代末产生的。那个年代的万元户相当不得了，1万元可以买很多的东西。那时米0.14元一斤，肉0.95元，走亲戚送礼2元，压岁钱1-2角，那个年代存款能有1000元别人都会对你刮目相看。一般工人工资每月28元，一年才336元，万元户一年就相当于普通工人将近30年的收入。”王二哥说。
“当时婆城威远一个叫双岐公社的地方，树立了一个万元户典型，记得好像这万元户姓谢，他家不是纯粹靠种地，而是有一个家庭作坊式的造纸厂，这个造纸厂是造啥纸的呢？是造‘草纸’，就是前面我们摆过的封白糖礼品，用谷草造的包装纸。这种纸呢，制造原理跟过去古代造纸工艺一样，先是将谷草从农民田里收回来，加一些化工原料在水池中浸泡，浸泡后捞出沥干，放到很大很大的石碾磨上，让牛拉着碾压，当碾压成一丝一丝的黄色细纤维状，再浸入另一个制浆池中制作纸浆，然后再用一长方形，四边钉有木条，底面蒙有半透明网纱的‘抄纸盘’，将纸浆抄入纸盘，在水池中左右前后摇摆晃动，让纸浆厚薄均匀地铺开、抹平，再将抄纸盘提升出水池，将纸盘中的湿纸倒出、晾晒，直到干透，人工收集起来，再用纸刀切割成一张张规格适合包装用的纸，多少张一刀（捆），捆扎包装即为成品。”王幺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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