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进程中，土地革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也因此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旨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让广大农民获得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它不仅是解决农民民生问题的关键举措，更是调动农民参与革命积极性，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强大动力。红三军肩负着革命的使命，辗转到达印江这片土地后，迅速深入群众，宣传革命理念，发动群众，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如熊熊烈火般在印江大地燃烧起来。
早在红三军刚刚踏入印江之际，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务委员会便高瞻远瞩，发布了《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财产之条例》。这一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条例，对土地革命期间的财产处置问题做出了清晰且明确的规定：
1. 在红军经过或占领的区域，地主豪绅的粮食财产可予以没收，但中农贫农的财产受到绝对保护。这一规定，旨在精准打击封建剥削阶级，保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避免革命行动对普通民众造成伤害。
2. 商店和行商的货物财产，不在没收范围之内。这一举措稳定了区域内的商业秩序，避免因革命行动对正常的商业经营造成冲击，为当地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3. 对于地主经营的商业，除了其粮食可以没收外，商店的货物则不予没收。这既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又保留了商业发展的活力，展现了革命策略的灵活性和科学性。
4. 官田、学田及教堂的粮食财产，可以进行没收。这些土地和财产长期被封建势力或宗教团体控制，没收它们，有助于将资源重新分配给广大贫苦农民。
5. 没收所得的东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分给群众，改善他们的生活；另一部分则发给红军，以保障军队的物资需求，为革命事业的持续推进提供物质支持。
1934 年7 月21 日至22 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印江隆重召开。会议结合黔东地区的实际情况，专门制定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对黔东特区的土地革命进行了全面、系统、详细的政策规划，为土地革命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首先对哪些人的土地财产应予没收做出了明确界定：
1. 拥有土地却自己不耕种，专门雇佣长工耕种，或者将土地租给他人耕种的人，被认定为地主。地主的土地将被完全没收，且不留给本人田地。这一规定直击地主阶级的经济根基，彻底打破了他们对土地的垄断。
2. 区长、乡长、镇长等基层封建政权的代表人物，他们利用职权欺压百姓，其土地也被完全没收，不给本人留田，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在基层的势力。
3. 自己拥有土地且亲自参与劳作，但同时还雇佣一两个长工的人，或者自己拥有土地，一半自己耕种，一半租给别人耕种的人，被定义为富农。富农的土地同样需要没收后再进行分配。不过，在被没收土地后，富农可以分得质量较坏的土地，但必须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体现了革命政策对不同阶层的区别对待。
4. 寺庙的常熟田，除了留出一部分用于敬冲香火外，其余大部分也要没收，但清明祭祖所用的土地不予没收，这一规定在尊重宗教习俗的同时，合理分配了寺庙的土地资源。
5. 公田、学田，属于国家或社会的部分，也须没收，将这些公共土地资源纳入重新分配的范畴，确保土地资源的公平利用。
6. 在没收和分配土地的过程中，中农及富裕中农的土地不会被动摇，中等民或贫农自己私有的土地，同样不被没收。不仅如此，如果他们的土地较少，还会分配土地给他们，充分保障了中农和贫农的利益。
条例还对哪些人有权参加分配土地做出了明确规定：
1. 所有被没收的土地，经过乡工农代表会议（即苏维埃），立即由贫农与中农进行分配。雇农、苦力劳动者，无论男女，都同样享有分得土地的权利，体现了革命的平等性和公正性。
2. 流氓盗窃之人，只要他们声明以后务农劳作，不再盗窃抢劫，也会分给他们土地，给予他们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3. 在白军（军阀军队）里当兵的士兵，也会分给他们土地，鼓励他们回家种田，脱离反动军队，投身到革命建设中来。
4. 经营贸易的商人或作坊的老板，无权分得土地，这一规定明确了土地分配的对象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5. 红军作为工农群众利益的坚定扞卫者，与国民党帝国主义进行着殊死斗争的先进战士，无论本地人还是外籍人，都要分给他们好的土地。雇农苦力也应该分给好田，但需要向贫农中农做好解释工作，征得大众的同意，体现了对革命功臣的尊重和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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