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众工作的深入开展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与蓬勃开展的群众工作分不开的。各种群众团体的建立以至建政、建军工作的成效，也是深入发动群众的结果。
首先，提高干部思想政治觉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群众纪律是党和红军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能不能始终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是根据地能否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关键。1934年初，红三军一进入黔东，就大量张贴告示，散发传单，阐明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任务和宗旨，宣传红军十大纪律：不拉夫，不扣船，请人带路，雇船请，均重给工资；不筹饷，不派捐，不收税，不要民众办招待；除了没收豪绅地主粮食财产发给群众和供给军用外，红军不拿工人农民的一针一线，坚决反对敌军和土匪焚烧房屋抢劫民众财物的办法；借了门板、稻草、锅碗要还原处，损失了要赔偿；不进百姓的内房，坚决反对敌军中调戏和强奸妇女的现象；保护商人营业，保护商船航行商，买卖按照时价；保护学校、教员、学生及一切文化机关与祠堂庙宇；保护邮政局和邮差的安全；不乱杀人，除了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官吏豪绅外，绝对不逮捕和杀戮工农群众；解除武装的敌军官兵，发给路费回家，并保护军阀军队中下级军官及士兵的家属、财产。经过培训后的红军宣传队，以讲演、出布告等方式宣传不交租、不纳税的政策，把部队粮食直接送到群众家，打收缴获的布匹、衣服等送给穷苦之人，还帮助百姓种田、修缮房屋、喂猪等，亲近群众的同时，宣传党的政策，介绍老根据地群众斗争成果，使群众感受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与国民党军阀部队有着本质的区别，从开始不了解红军的“群众还跑兵”转变为拥护红军，自发起来成立组织，开展斗争。由于执行了群众纪律，苏区所需的物资、粮食等尽量不向群众征收，而是外出打给养，规定专打豪绅，不准拿穷人的东西，不准出售所获物，不准牵走耕牛。这些纪律看似简单，实则深入人心，连反动政权人员也不得不惊叹，红军“内部组织异常完密，命令贯彻，士卒强悍，官兵享受一律平等，纪律之佳出人意外”，是以“人心归附，如水下倾”。
其次，照顾大多数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休养民力。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及长时期的军阀盘踞，黔东广大群众最迫切需要的是经济利益即土地问题。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开展，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为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热情。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根据地施行《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农村工人保护条例》等，废除了原国民党政权的一切苛捐杂税和旧的社会关系，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大大减轻了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压力。革命是工农群众自己的事业，战争和建设都需要付出和牺牲。尽管根据地困难重重，但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除了规定的负担外，绝不随意征收粮食、油盐、稻草，不轻易要求农民为苏维埃背粮、砍柴、守哨卡，向农民摊派所需经费。虽然“在部队当中最感困难的，是给养问题”，但“给养的搬运，完全由战士负担，由每连派差事出去搬给养，甚至出去搬给养由部队掩护，差事达一百多里远的地方去搬。”对规定的负担考虑群众的承受力，力求合理。例如，在颁发土地登记证时不准收取任何手续费。农民协会会员缴纳会费时，无力支付者可不出，规定苦力负载重量，日行路程。为服从战争大局，颁布了《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发动苏区群众组织代耕队，帮助红军家属耕田收割，解决劳动力缺乏的问题，生病时募捐救济等，解除了红军战士的后顾之忧，鼓励他们积极创建苏区。由于比较公平合理，有效地调动了工农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
第三，发扬根据地军民主人翁精神，加强民主监督。土地革命后，根据地军民直接获得了经济利益，政治热情高涨，以主人翁的精神积极参与各项建设工作，根据地党内、军队内、政府内形成了一种民主团结、相互监督的氛围。打给养是红军的主要生活来源之一，为防止对群众利益的侵犯，规定了打给养的“三不准”：不准拿穷人的东西，错拿了要坚决退还并赔礼道歉；不准私自出售打给养所得财物，所得分给穷人或部队自用；不准牵耕牛，以考虑被打户生产所需。苏维埃政策法令规定，对侵吞财物、滥用公款的腐化行为，一经发现严厉制裁。印江红花园乡、风谷岭乡的游击中队长吴德高、杨秀章等，因贪污被撤职，德江文化乡杨秀凯因私自出卖打给养时所获的几床被盖，隐藏大洋1块，受到严厉制裁。政策透明度高，强调“公议执行”、“公议处罚”，财务收支和预算都要定期向农民公布，作出报告，听取群众的意见，使政府和干部的行为规范，防止违规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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