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号清晨，曹大林一行人从死亡谷外围的临时营地启程返回主营地。背包里除了这些天狩猎采集的收获，还多了一样沉甸甸的东西——那个油布包裹的日军日记。
路上大家都很沉默，各自想着心事。死亡谷的经历、日军的骸骨、那本神秘的日记…这些都超出了他们日常狩猎采参的范畴，触及到了历史的深处。
中午时分，他们回到了主营地。杨帆和李干事已经回来了，看到他们平安归来，都松了口气。
“曹主任，你们可算回来了！”杨帆迎上来，“这几天我们联系不上你们，担心坏了。”
“死亡谷里没信号，”曹大林简单解释，“我们没事，就是…有些发现。”
在斜仁柱里，大家围着火堆坐下，曹大林把死亡谷的经历详细说了一遍，重点说了日军骸骨和日记的事。
杨帆和李干事听得目瞪口呆。杨帆拿起那个油布包裹，小心地翻开日记本，看着那些日文和地图，眉头紧锁：“这可是重要的历史文物…得赶紧上报。”
“上报给谁？”曹大林问。
“文物部门，或者地方志办公室，”杨帆说，“日记里可能记载了抗战时期日军在兴安岭的活动，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但莫日根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些东西，要不要动，得想想。动了，可能引来很多人，破坏死亡谷的安宁。”
这话有道理。一旦上报，文物部门、历史学者、甚至媒体都可能蜂拥而至。死亡谷那个相对封闭的生态环境，可能被破坏。
“而且，”吴炮手补充，“如果真有金矿标记，可能会引来偷采的人。这些年为了金子破坏山林的事，不少见。”
曹大林陷入两难。从国家角度，应该上报；但从保护山林的角度，上报可能带来麻烦。
“要不，”曲小梅提议，“咱们先把日记翻译了，看看里面到底写了什么，再决定？”
这个提议得到大家赞同。但要翻译日文，得有懂日文的人。在场的人里，只有莫日根老人因为特殊经历会一些日文。
“我试试，”莫日根接过日记，“我小时候，跟一个日本老师学过一点。但几十年没用了，可能认不全。”
老人戴上老花镜，凑到窗边光亮处，开始一页页地看。日记用的是钢笔书写，字迹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他看得很慢，不时停下来想，有时摇摇头。
大家安静地等着，没人催促。这是历史在说话，需要耐心倾听。
看了约莫一个时辰，莫日根放下日记，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缓缓开口：
“写日记的人叫山口次郎，是日本关东军地质勘探队的技术员，不是战斗人员。昭和十九年——就是1944年，他们的队伍被派到兴安岭找矿。”
老人继续说，语气低沉：“日记开头很平常，记录每天的工作：找矿、取样、绘图。但越往后，语气越不对劲…”
根据莫日根的翻译，这支找矿队有五个人：队长佐藤中尉、技术员山口次郎、还有三个士兵。他们的任务是寻找铁矿、铜矿、金矿，为战争服务。
开始很顺利，他们找到了几个矿点，其中一个是金矿，在死亡谷附近。但山口次郎在日记里流露出矛盾的心情：一方面要为天皇效忠，完成任务；另一方面，觉得战争快结束了，这些矿产即使找到，也来不及开采了。
“看这段，”莫日根指着日记中的一页，“山口写道：‘今天发现了一处优质铁矿，储量很大。但我不想上报，因为上报了，这些资源会被用于制造武器，杀死更多人。我故意在地图上标错了位置。’”
大家面面相觑。这个日本兵，居然有良知？
继续看下去。日记记载，找矿队在死亡谷附近活动时，遭遇了鄂伦春猎人。当时鄂伦春人和日本人关系紧张——日本人强征鄂伦春人当向导，还抢夺他们的猎物。
“有一次冲突，”莫日根翻译，“鄂伦春人伏击了找矿队，打伤了两个士兵。找矿队逃进死亡谷，想从另一头出去，但迷路了。”
迷路后的日子很艰难。日记里详细记载：食物吃完了，只能打猎，但死亡谷里猎物少；有人生病了，没有药；指南针失灵，找不到方向…
“最后几天，”莫日根的声音有些哽咽，“他们决定分头找路。山口次郎和另一个士兵一组，其他人一组。分开后，山口这组再也没见到其他人。”
日记的最后几页，字迹潦草，充满绝望：
“11月15日，雪很大。佐藤队长他们还没回来，可能…不，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11月20日，食物只剩最后一点干粮。小野君发烧了，说胡话。我想生火，但火柴湿了。”
“11月25日，小野君…死了。我把他埋在温泉边。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
“12月1日，我找到这个温泉，水是热的。我决定在这里等。如果队长他们回来，会找到我的。如果不…至少这里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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