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梅愣了一下。
她在沈家二十七年了,从没过门就在这儿,生孩子在这儿,伺候公婆在这儿,开店也在这儿。她从没想过自己是什么身份。她只知道,她男人的店,就是她的店。
这会儿建国一说,她忽然觉得,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她是老板娘。
她站在自己家的店里。
她男人在灶边炒菜,她大哥在柜台后算账,她婆婆坐在那儿收钱。
这是她的家。
她忽然笑了。
“行,”她说,“那我学着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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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管账,管得极细。
每一笔支出,都要有票据。没有票据的,他记在一个专门的“待查”本上,月底之前必须对清楚。
每一笔收入,都要有记录。现金、粮票、外汇券,分开放,分开记,一分都不能差。
月底结账那天,他要在柜台后坐一整天。把当月的所有票据拿出来,一张一张对,对完装订成册,写上日期和页码,整整齐齐码在抽屉里。
春梅有一次翻那个抽屉,吓了一跳。
三十几个账本,按年月排好,从开店第一天到现在,一本不少。每一本都用牛皮纸包着,封面上写着起止日期,字迹工工整整。
她抽出一本翻开。
里头每一页都写得满满的。日期、品名、数量、单价、金额、备注。有些地方有铅笔批注,字迹很小,挤在边角。
“这天多收了五分钱,次日退回。”
“这天少找了一毛,客人没要,记作小费。”
“这天赊账一笔,三日后还清。”
她看了很久。
这些账本记的不只是钱。是日子。是那些来来往往的人,那些吃过的饭,那些发生在这间小店里的故事。
她把账本放回去,轻轻合上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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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和建国,兄弟俩分工极清。
一个管内,一个管外;一个管灶,一个管账。井水不犯河水,各管一摊。
可也有例外。
那天来了个客人,吃完结账,说钱不够,先欠着,明天送来。春梅拿不定主意,去问嘉禾。
嘉禾正在炒菜,头也没回。
“问我哥。”
春梅又去问建国。
建国放下算盘,把那人打量了一遍。
五十来岁,穿着旧工装,手上满是老茧,指甲缝里还嵌着黑泥。他站在柜台前,有些窘迫,眼神躲闪。
“多少钱?”建国问。
春梅说:“两块三。”
建国从自己兜里掏出两块三,递给那人。
“这钱您拿着。”他说,“回去给您孩子买点好吃的。”
那人愣住了。
“我这……我是来结账的……”
建国摆摆手。
“账我替您结了。这钱您拿着,算我请的。”
那人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他把那两块三攥在手里,攥得死紧。
“您……您贵姓?”
建国说:“姓沈。”
那人朝他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春梅看着建国,不明白。
“大哥,您这是……”
建国回到柜台后,把算盘珠子拨了几下。
“那人我认识。”他说,“从前在粮站对面修自行车。六零年那会儿,他帮过我一个忙,没收钱。”
他没说是什么忙。
春梅也没问。
那天晚上结账,建国自己掏出两块三,放进了钱匣子。
嘉禾看见了。
“哥,那钱……”
建国没让他说完。
“公是公,私是私。”他说,“那两块三是我个人请的,不能走公账。”
嘉禾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他看着他哥。
五十三了,头发白了,腰板还挺得直直的。算盘拨得噼啪响,一分钱不错,一分钱不贪。
他从十八岁就这样。
三十五年来,一直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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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管账,不仅管得细,还管得宽。
有一天,他发现账上有一笔支出,是买酱油的。那天的进货单上,酱油写着两瓶,可那天的流水里,樱桃肉卖出去了二十一份。
他算了算,二十一份樱桃肉,最少得用一斤半酱油。两瓶酱油才一斤,不够。
他把这事记下来,晚上问嘉禾。
嘉禾正在刷锅,听他问完,愣了一下。
“哥,您连这都算?”
建国说:“账要对得上。”
嘉禾想了想。
“那天用的酱油,是上个月剩的。没走账。”
建国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那这笔账得调。”他说,“把上月的库存算进去。”
嘉禾看着他哥,忽然笑了。
“哥,您这哪是管账,”他说,“您这是破案。”
建国没笑。
“账就是案子。”他说,“一分对不上,就是有问题。不查清楚,睡不着觉。”
嘉禾把锅刷干净,挂回钩上。
他走到柜台前,挨着他哥坐下。
“哥,”他说,“您在粮站那会儿,也这么查?”
建国说:“更严。”
嘉禾没说话。
他知道他哥在粮站那些年,经手的粮食够全北京吃一年。一粒都不能少,少了就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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