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如是在谷雨那天清晨走的。
前一夜杭州下了一场透雨，宝石山上的梧桐树被雨水浇了一整夜，清晨雨停的时候，树叶上积的水珠还在滴滴答答地往下落，像是这场雨还没有完全结束，只是把最细的那一部分留给了天亮之后慢慢收尾。柯依柳在修复室的折叠床上被手机震动叫醒的时候是六点十二分，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地址标注着浙江医院。她接起来，对方的声音很克制，说温如女士于今日凌晨四时三十八分在睡眠中离世，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家属已经通知过了，温如女士生前在紧急联系人一栏填的是您的名字。
柯依柳握着手机在折叠床上坐了很久。修复室的窗户开了一条缝，雨后清晨的空气从窗缝里挤进来，带着山脚下泥土被打湿后的腥甜和灵隐寺早课的钟声。她闻到这股味道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第一次在修复室见到温如时的场景——她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旧帆布袋，袋子里装着几支秃笔和一方老砚，对着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的手可以修画”。那年她才十八岁，刚从美院入学不到两个月，温如在新生作品展上看到她的临摹作业，站在那张画前面看了有足足五分钟，然后找到她，说了这句话。她没有问为什么，温如也没有解释，只是把那个旧帆布袋塞进她手里，说每周三下午来我的修复室。
她用力眨了一下眼睛把那个画面从脑海里暂时推开，从折叠床上站起来，给白三生发了条微信，然后换上一身素净的衣服出了门。
浙江医院的太平间在住院部地下一层，走廊很长，灯光是那种惨白的荧光灯管。柯依柳到的时候温如的外甥已经从上海赶过来了，正在办理手续。外甥四十多岁，和温如长得不太像，但说话的语气里有一种相似的、不紧不慢的节奏。他说姨妈生前留了一封信给他，写得很清楚，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遗体火化后骨灰分三份——一份撒在莫高窟九层楼前的胡杨树下，一份撒在灵隐寺药师殿后面的竹林里，一份留给她徒弟保管。
外甥把信递给柯依柳看。信封上写着“依柳亲启”，信纸是温如惯用的那种老式信笺，米黄色，很薄，上面用她微微颤抖的笔迹写了几行字：“依柳：我的骨灰你留一份。不是要你供着——是让你带回大窑村，撒在那棵柳树下面。我以前说过，到时候会有人来取。不用取。它自己会长回去。”
柯依柳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说了一声好，声音很平静，甚至比她预想的还要平静。她往外走了几步，在太平间走廊尽头靠墙蹲下来，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一抖一抖的，哭得没有声音。
白三生赶到的时候她已经站起来了，眼眶还是红的，但表情很稳，是那种把所有的情绪都暂时收进一个抽屉里、等忙完了再打开来慢慢整理的稳。她把温如遗嘱里关于骨灰的事简单说了一遍，白三生听完之后没有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颗酥油灯芯递给她——那颗灯芯是去年腊八温如托苏涧清带给她的，她一直放在修复室里没舍得点。他在来的路上路过修复室，把灯芯带过来了。
柯依柳接过灯芯，用指尖轻轻捻了捻棉纱的捻度。灯芯捻得很紧，是温如惯常的手法——她说灯芯捻紧了烧得慢，酥油能省着些用，庙里的师父教她这么捻的，说这叫惜福。
当天晚上，修复界和收藏圈的讣告几乎同时在社交媒体上传开。苏涧清在西安第一时间打来电话，柯依柳以为他会很激动，但他出乎意料地安静，只是说了一句——“她是知道自己时间到了。”他说温如两个星期前给他打过一次电话，聊了将近一个小时，聊的不是病，是她在陕西考古队时修过的一幅唐代经变图。她说那铺经变图里有一身胁侍菩萨的面部，她当年补绘时调错了一次色，后来虽然校正了，但每次想起来都觉得那个色差还在，不是画面上还在，是心里还在。苏涧清说，你知道她跟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她是在跟我告别。一个修复师，在临终之前最惦记的不是自己的命，是调错了一次色。
柯依柳握着电话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问苏涧清，师父说的那铺经变图现在在哪里。苏涧清说在法门寺博物馆库房里，从来没有展出过。他说下一次你去法门寺，我带你看。
温如离世后的第七天，灵隐寺在药师殿为她做了一场简单的超度法会。寺里的僧众不多，来的人却不少——修复中心的同事、美院的老师和学生、浙江文物系统的老同行，还有好几个曾经把自己的藏品托付给温如修复的藏家。殿外的二月兰还开着，比三月份少了些，但新的一茬已经从石阶侧面的泥土里抽出了嫩绿的花茎，花苞裹得很紧，再有几天就会绽开。
方丈亲自主法，念的是《心经》和往生咒。法会结束后，方丈交给柯依柳一个信封，说寺里决定将温如居士的牌位供奉在藏经阁，和白云禅师的法相相邻。药师殿的竣工碑旁边再加刻一行字——“温如居士，莫高窟壁画修复师，灵隐寺药师殿壁画顾问。护此壁画三十七载，补绘日光菩萨白毫。今归安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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