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三生在药师殿壁画前面架了一个小梯子，从日光菩萨眉心那颗绿松石白毫旁边取下了一丁点积存的香灰，装在一个小布袋里递给柯依柳。柯依柳接过布袋，把它和那颗酥油灯芯、温如留给她的那把铜钥匙一起放进修复室里的木匣中。
又过了几天，白三生把修复日志摊了一桌，在日光菩萨白毫因缘记的后面补了一小段文字。他写的不是悼词，而是温如和这面墙之间最细微的那些片段——她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补绘日光菩萨面部时留下的档案照片，她最后一次拄着拐杖踏进药师殿那天在门槛上差点绊倒，她在大理观音院经橱钥匙前的沉默，还有她在展览开幕那天晚上把最后一根灯芯交给柯依柳时手掌的温度。他在这段文字后面注了一句：“这一世，她是温如。前一世，她是那个在莫高窟洞窟里捡起观音画卷的修复师。更前一世，她是无名僧在元和十年趺坐壁画前为他递过松针的人。松针还在墙缝里。她回来了，又走了。”
柯依柳读完这段文字没有哭。她从工作台上拿起那盏从温如家带回来的酥油灯，把白三生带来的那颗灯芯插进铜灯盏里，点燃了。火焰跳了两下，然后稳稳地立在灯芯顶端，把修复室里所有东西的影子都拉得很长很柔。她看着那簇火苗，想起了在龙泉大窑村那棵柳树下，温如让她点过的那盏灯。当时她觉得那盏灯是为柳依和无名点的，但现在她忽然明白了——温如让她点灯的那天晚上，大概是已经预感到自己等不久了。她这一生，在莫高窟捡到了柳依托付给她的观音画像，又在病榻前把这幅画的最后几笔交给了自己亲手培养的徒弟。现在她把灯交给后来的人了。
柯依柳把燃着的酥油灯放在修复台上用了几十年的那方旧砚台旁，让灯光映着窗外渐渐升上来的初夏月色。然后她转身对白三生说，她已经跟中心提交了申请——下周动身，去敦煌。去莫高窟第158窟。去把师父的第一份骨灰撒在九层楼前。
初夏的敦煌和杭州完全是两个世界。飞机降落的时候，柯依柳从舷窗往下看，看到的是无边无际的灰黄色戈壁，和戈壁尽头被风蚀出层层褶皱的祁连山余脉。敦煌机场很小，飞机停在机坪上，舱门一开，干燥的热风就灌了进来，带着沙土和骆驼刺的气味。柯依柳眯着眼睛走下舷梯，墨镜被风沙打得噼啪响。
他们在敦煌市区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坐车去莫高窟。柯依柳透过车窗看到了很多第一次来敦煌的人都会停下来拍照的东西——公路左侧的鸣沙山在晨光中呈现出一种极其纯粹的金色，沙脊线锐利得像是用刀切出来的，右侧是党河故道干涸的河床，河床上零散地长着几丛红柳，红柳的花期已经过了，只剩灰绿色的细枝在风里刷刷地响。
莫高窟的九层楼在崖壁上远远就能看到，朱红色的楼阁在灰黄色的崖面映衬下显得格外出挑，像一整面被时间冲刷过的壁画中唯一还保持着鲜艳色彩的一笔。白三生仰头看着那栋楼，说白云禅师一九三九年在莫高窟驻锡时拍的照片，背景就是这里。
柯依柳没有说话。她把背包里那个装着温如骨灰的白瓷小罐取出来抱在怀里，罐子在空调车舱里放了一路还是温温的，像一只刚刚被握住过的手。
莫高窟的游客比想象中的少，大概是初夏还不是旅游旺季，只有几个外国背包客和一群美术院校的写生学生零零散散地走在栈道上。柯依柳沿着九层楼左侧的石阶往下走，走到崖脚那棵老胡杨树下——那是莫高窟最大的一棵胡杨。她在树下站定，把白瓷罐打开。灰白色的骨灰在罐口轻轻扬起一小缕尘雾，被胡杨树叶间漏下来的风一吹，散在树根周围的沙土上。那片沙土的颜色比别处深一点点，不是灰色，是沙土被非常细的粉末浸润之后呈现出的那种极淡的潮湿感，几秒钟后就被干燥的风吹干了，恢复了原来的灰黄色。
柯依柳蹲下来，用手把一小撮骨灰轻轻按进胡杨树最粗的那条树根缝隙里。树根很老，裂缝处分泌出金黄色的树脂，把她的指尖粘了一下。她站起来擦了擦手指，抬头看了看九层楼的朱红飞檐，把白瓷罐重新盖好。
白三生始终站在不远处看着，没有靠近。直到柯依柳站起来他才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三颗苏涧清做的酥油灯芯放在树根上——苏涧清听说他们要来敦煌，前天又托人捎来一小袋，说这大概是这辈子最后能搓的几颗了。灯芯旁边他放了一小片从灵隐寺药师殿壁画上取下来的、已经无法再拼回原位的金箔残片，金箔在树荫下泛着极淡的光，像是胡杨树根上自己长出来的。
做完这些，他退后半步，和柯依柳并肩站在胡杨树下。崖壁上的风比地面大，吹得九层楼的铜铃叮叮当当地响，那声音和灵隐寺药师殿檐角的铜铃声几乎是同一种频率。
在莫高窟研究院的档案室里，他们通过苏涧清提前联系好的老同事调出了第158窟的原始档案。档案管理员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本地人，皮肤被大漠的风沙打磨得粗糙发红，但手指极其轻柔，翻阅那些泛黄的旧档案时像在触摸婴儿的脸颊。他把一份牛皮纸文件夹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第158窟历次考察和修复的完整记录，最早的一份手写记录用的还是毛笔，落款是民国二十八年十月，正是白云禅师留下的那张背影照片拍摄的同一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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