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依柳一页一页地翻着档案，翻到一九四〇年代的一页时手指停住了。那张泛黄的表格上登记的是第158窟历次考察中拍摄的照片清单，其中一行写着——“编号1939-10-07，底片一张，内容为无名行脚僧背影，摄于第158窟甬道。拍摄者不详。”备注栏里有一行更小的字，用红笔标注——“此底片已移交陕西考古队温如同志。”
她把这一页指给白三生看。白三生俯身看了片刻，从背包里拿出那张温如珍藏的黑白照片。照片背面那一行淡到几乎看不见的铅笔字和档案里的登记条目一模一样地对应上了。拍摄者不详，移交温如，温如最终把它塞进了黑白相册的最后一页，和那幅观音画卷裹在同一个布袋里。
档案管理员又搬来了一摞修复档案——那是温如当年在莫高窟工作的原始记录，封面上写着“莫高窟壁画修复日志·1983年度·温如”。柯依柳翻开日志，第一页贴着一张温如刚到莫高窟时在九层楼前拍的工作照——照片上的温如看起来比她记忆中任何时候都年轻，穿着一身藏蓝色的工作服，短头发，手里拿着一把刷子和一顶草帽，站在崖壁栈道上冲着镜头笑。那种笑柯依柳几乎认不出来——不是她熟悉的那个沉默冷峻、用拐杖敲她鞋面的师父，而是一个对眼前一切充满好奇心与欢喜的年轻人。
她翻到日志的中间部分，找到了这样一段记录——“10月14日，傍晚收工后在侧窟内小憩，电筒电池耗尽，被困栈道约两个小时。黑暗中有人递我一幅画，是一尊未完成的观音坐像。递画之人似为年轻女子，着素色衣裙，面容与观音像上所绘极为相似。出窟后遍询同事，皆不知有此女。画留存修复室，待日后归还。”
柯依柳把这段记录看了很久。温如从来没有用文字记录过这件事，哪怕是在最私密的个人日志里她也只写了最基本的经过，没有写她在黑暗中见到柳依时心里经历了什么。但柯依柳注意到这段记录的最后一行旁边，温如用铅笔加了一个极小的星号，星号下面写着几个几乎看不清的字——“此画待归。归期未定。当归者自知。”
她把日志合上，抬头看着白三生。档案室的窗外，莫高窟的崖壁在午后阳光中呈现出一种介于赭石和土黄之间的颜色，崖面上的洞窟像无数双半闭半睁的眼睛，安静地看着面前这片已经看了上千年的戈壁。
从档案室出来之后，柯依柳沿着莫高窟的栈道往洞窟方向走，一路爬到最高处的第158窟前。这需要穿行很长一段石阶，沙粒在脚底簌簌往下滑，像时间在身后不停地剥落。
第158窟的甬道很窄，只能容一个人侧身通过。洞窟里面比外面凉了将近十度，空气干燥而静止，带着石窟特有的矿物味和历史积尘的淡淡霉味。正壁塑着一尊巨大的涅盘佛像，面容安详，双目微阖，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和在灵隐寺药师殿壁画上日光菩萨的微笑同出一源。
她站在涅盘佛前面，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温如当年在莫高窟时，一定已经见过日光菩萨壁画，也一定在侧窟里被困住之后就已明白这两个洞窟之间隔着的不是距离，是同一个人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里留下的同一种慈悲。可温如从来没有跟她提过。哪怕是后来发现了灵隐寺药师殿日光菩萨壁画的秘密，温如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幅画是我修的”。
柯依柳在涅盘佛前蹲下来，用手掌贴着脚下冰凉的岩石地面。岩石被千百年来无数人的脚步磨得光滑如镜，映出她模糊的倒影。她对着那个倒影轻声说——师父，画已经交给她了。药师殿的壁画修完了，日光菩萨的白毫已经嵌回去了。那截松针，还留在墙缝里。她没有带观音画卷过来，是因为上次在龙泉竹林墙根下补完观音面容之后，柳依已经不需要再靠这幅画等他了。但她把师父留给她的那把铜钥匙带来了——就放在涅盘佛涅盘像脚边，昙鸾尊者当初为无名剃度的位置。
她把铜钥匙放在石台上，推入一个不起眼的凹窝里，然后站起来走到洞窟外面。阳光很刺眼，她眯着眼睛在栈道上站了好一阵子，然后沿着原路往下走。
回到九层楼前的胡杨树下，白三生正盘腿坐在树荫下翻看那本修复日志。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合上日志把里面的沙粒抖干净放回防水袋里。柯依柳在他旁边坐下，把头靠在他肩膀上，说刚才把钥匙留在涅盘佛脚边了。白三生没有问为什么。他只是把她肩头被栈道尘土覆了一层薄灰的碎发用手指轻轻拂干净，然后说了一句话——“钥匙还回去了。下一把钥匙，等你自己去刻。”
他们在莫高窟又停了两天。柯依柳通过研究院的档案系统，把温如生前所有未尽的修复笔记和莫高窟壁画相关的标注都整理成了一份电子目录，发给修复中心存档。白三生则每天都去第158窟，坐在涅盘佛前面从不同的角度画这尊唐代卧佛。他发现，从佛头方向望过去，涅盘佛合上的眼睑在侧光中隐隐透出一线微光，就像日光菩萨右眉轴线偏移后的修正轨迹；从佛足方向望回来，涅盘佛的微笑弧度又和柳依折柳图上那抹含嗔带笑的唇角吻合得分毫不差。他把这两个角度分别画成两幅素描，在侧面注明这是最后一次为药师殿壁画全色谱做比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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