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三生的“既至”个展定在春分开幕。这是他在国内继“无住”巡展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个展，也是第一次完全以“桥”和“归途”为主题。展前一周，浙江美术馆二楼展厅的展墙已经全部重新粉刷过，墙面颜色不是通常展览用的纯白，而是一种极淡的青灰色——是白三生自己调的，色调参照了灵隐寺药师殿壁画上那层被时间氧化之后介于石青和绢本老灰之间的底子。他说这批画在白墙上会浮起来，在这种青灰色底子上才能沉下去。
布展的最后三天，柯依柳请了年假去帮忙。她每天早上六点从修复中心出发，骑着那辆从河坊街租来的自行车穿过半个杭州城，在美术馆门口买两杯桂花拿铁，推开还没到开放时间的侧门，沿着空无一人的旋转楼梯走上二楼。展厅里只有白三生一个人——他通常比她早到一个小时，盘腿坐在展厅正中央的地板上，把画一张一张地按展线顺序排好。展线是一个回环，从入口进来先看到最早期的作品，包括那幅从巴黎带回来的《渡》原作——画面上一池青花从二十多层墨色底下透上来，柳依折柳的侧影已经从墨色深处完全浮出，站在柳树下，面朝着画面中央那池青花的方向。沿着左墙往深处走，是敦煌时期的速写、大理时期的写生、龙泉时期的桥和柳树。绕到后墙正中央是三幅并列的核心作品：中间是《日光菩萨白毫因缘图》，左边是《半灯》，右边是《既至》。再往右拐，是他在沙中废寺回来后完成的废寺日光菩萨复原图和疏勒河故道系列写生。展线的最后一面墙在出口位置，那面墙现在还空着——白三生说那是留给明观的。
开幕前一天，明观从灵隐寺过来了。方丈准了他半天假，行渡师傅开车把他送到美术馆门口。他穿着一身干净的灰布僧袍，袖口还是卷了好几圈，肩上挎着白三生送他的那块刻着“既至”的画板，手里拎着一个靛蓝布袋——赵若兰上周从大理寄来的，里面装着今年春天杨兰因老茶花树下新收的山茶花籽，还有一小瓶新制的山茶花油。明观把布袋放在展厅入口的签到台上，从里面取出一盏极小的铜灯盏——那是方丈送给他的，灯盏底部刻着灵隐寺药师殿的莲花纹。他把灯盏放在《既至》那幅画前面，往灯盏里倒了几滴山茶花油，点燃了灯芯。做完这些，他退后两步合十鞠了一躬，然后走到展线最后那面空墙前面，把自己的画板支好，盘腿坐下。
他要在开幕前完成一幅新画——白三生给他留的这面墙需要一幅和整条展线呼应的收尾之作。他画的是沙中废寺。画面上的疏勒河故道干涸的河床上，一棵枯死的胡杨树还站着，树干上刻着“既至”两个字。树下是一堵半埋在沙里的残墙，墙上有一道裂缝，裂缝里嵌着几粒碳化的莲子。残墙正上方是一片铺满整个天穹的星空——那些星星的位置不是随意点的，是白三生在敦煌那晚用手机拍下的废寺上方真实的星空照片，明观对着照片一颗一颗地画下来。每一颗星的位置都和一千多年前既至在废寺里最后一次仰望夜空时看到的星空一模一样。
白三生在明观旁边盘腿坐下，安静地看他把最后一颗星点上。看完之后他说，这张画挂在这里，观众从展线起点走到终点，最后看到的不是一座桥，是一座废寺和一片星空。既至在废寺里拿到经书之后往回走，走到流沙边缘时倒下去了。他没有走回家，但他走到了废寺——那不是他的终点，是他的转折点。他从这里转身，开始往回走。
明观画完最后一笔，把画笔放在蒲团旁边，抬头看着白三生，说师兄，我以后想在药师殿壁画前面也摆这样一盏灯——不是长明灯，长明灯是给所有人的。我想摆一盏小灯，专门给既至照亮从废寺往回走的路。他走了一千多年还没有走到家，灯不能灭。
春分那天，杭州没有下雨。天空是那种被水洗过又晒干了的浅蓝色，云朵大团大团地堆在天边，像刚弹好的棉花。浙江美术馆门外的悬铃木已经抽了新叶，嫩绿的叶子在晨光里几乎是透明的。展厅的门还没开，已经有观众早早地等在门口——有美院的师生，有白三生在巴黎时期的几个老朋友，有修复中心的同事，还有几个从灵隐寺来的香客。柯依柳站在展厅门口，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海青，脖子上挂着两把铜钥匙，左手腕上的玉镯和右手腕上的铜铃铛在晨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腕——镯子是柳依的，铃铛是曾祖母柳依的，两代人的信物和展厅里那盏酥油灯在同一片晨光下彼此呼应。
苏涧清从西安赶来，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布中山装，背着他那只旧布袋。沈桂芳也来了，带着她自己蒸的红糖年糕，还特意用小河直街的蓝印花布包了方方正正的一包。赵若兰又从大理飞过来，依然穿着那身靛蓝色的右衽上衣，袖口的缠枝花纹又比上次多了一圈。白砚行站在展厅门口犹豫了一会儿，被白三生看到，穿过人群走到门口叫了一声“爸”，把他领进来。方丈带着行渡师傅也来了，还有几个药师殿的小沙弥。方丈在《日光菩萨白毫因缘图》前面站了很久，双手合十，然后对白三生说，这幅画上的日光菩萨，眉心那颗绿松石白毫画得比壁画上的更亮——不是颜料的问题，是你把既至留在废寺壁龛里的那些莲子也画进去了。白毫和莲子，在画布上变成了同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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