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对难兄难弟，东语系的创办人，今天同为阶下囚。每天早上八点到指定的地方集合，在一个工人监督下去干杂活。中午十二点回家，下午两点再去，晚上六点回家。劳动的地方很多，工种也有变换，有时候一天换一个地方。我们二人就像是一对能思考会说话的牛马，在工人的鞭子下，让干什么干什么，半句话也不敢说，不敢问。
一季羡林《牛棚杂忆》
那位湖南的故人当年在做评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如果知识分子和工农在一起，干点杂活就是压迫，那干了一辈子杂活的工人和农民算什么。”
这就是那个年代所谓的大师的真实写照，谄媚于强权的小资产阶级秉性改不了。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总是在讽刺那个火红的年代，总是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模样，比如某些作家，不过是让这帮人上山下乡劳作几年，却被他们视为压迫。
他们永远不会和农民在一起，永远不会和工人在一起，骨子里透露着对工农的蔑视。甚至我在他们的作品中看不到工农的正面形象，永远以卑劣示人。他们一面享受着劳动人民的成果，转过头来，又对劳动人民挖苦讥讽。谄媚的“小人样”挺令人作呕。
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谄媚于资本家和官僚，用所谓的文学去美化剥削、抨击人民革命的法理性和正义性。骨子里透露着懦弱和卑怯。
这些知识分子一味的强调革命的暴力、血腥和冲击秩序，试图通过倒果为因的方式维护自己“狗腿子”的地位，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可以说是很多所谓的“大师”的内在本质。
他们看不到在上千年剥削制度下的铮铮白骨、看不到压迫剥削下的尸山血海、看不到冤无可诉的家破人亡。法国思想家雨果说过:“因为法国大革命流的血，一个广场就可以装的下;因为上千年的专制统治而冤死的法国人民，整个法国都装不下。”如果把自己代入到人民视角，那全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民革命史。不断的革命，不断的斗争，寄希望能有一种更合理的社会制度。
知识分子的自我感动，在人民斗争面前是轻飘的。穿越文中的主角，往往自带“读书人”的审美自恋——读了几本书，懂了点策略，便自诩能领导革命、指点江山。可现实历史中，真正推动社会巨变的，不是书斋里的谋划，而是泥地上的呐喊。
书生空谈理想可以不沾血，但工农的斗争，是用命换回来的。不理解人民的生活逻辑，只用读书人的逻辑套历史，那就是看天说雨，不通地气。
想领导一个时代，必须先懂这个时代最底层的人在害怕什么、缺什么、希望什么。光凭一纸空文、几句激昂诗词，不足以动人心，更不足以扛历史。
知识分子的眼界，常常被文字封闭。他们可以写“为民请命”的奏章，却不愿走进农民破屋里看看柴火有没有剩。他们谈“民族气节”，却不知城外的佃农早为活命卖身为奴。
历史从来不是笔下的情绪，而是现实的苦难与博弈。许多穿越文写知识分子主角慷慨激昂，三言两语唤醒民心，指点官场如儿戏。但真实历史中的社会博弈，是资源配置、是制度碰撞、是势力此消彼长的过程。
你讲道义，别人讲兵力；你谈理念，别人谈粮草；你信人心向善，现实却是千万人为了活命互相踩踏。
知识分子喜欢用理想叙事，人民则活在现实逻辑中。一个没有吃饱的农夫，听你讲“王道仁政”是听不进去的，他更关心：“官兵什么时候走？明天还征不征粮？”
许多变法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落后，而是那些思想者脱离了人民，只在自己设想的“理想国”里自转。
穿越主角常在“书斋中顿悟改革大计”，一番话感动全场；可现实中再多“感悟”也换不来百姓手里的粮、地上的税、朝廷的命。知识分子以为问题在“理念不对”，但现实的问题是“制度卡死”。你说要“轻徭薄赋”，但税官还是要收数；你说“以民为本”，但兵役还要按丁口抓人。
底层的工人农民不是没想过改革，他们只是早就知道——只靠一张嘴是改不了命的。
改革不是看谁读过书，而是谁能挨得住打、挡得住压、动得了资源、扛得起后果。
谁是变革真正的执行者？不是知识分子，是人民本身。历史上的真正变革者，往往不是知识分子发起的，而是人民自己一步一步撞出来的。
唐末的农民起义，明末的流民暴动，清末义和团的民间力量……这些并不高雅，也不精致，甚至带着野蛮、迷信、混乱，但正是它们构成了王朝更替、社会重塑的动能。知识分子往往是在动乱发生之后，才补上一段“合理化”的叙述，为这些运动命名、定性、赋义。他们不是发动机，只是记录员。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会把“人民斗争”误解为“被知识精英操控的结果”，这不仅傲慢，也是一种历史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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