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启荣对女色的敏锐和渴望，在他少年时期初识张爱华时就已显露。那份接近，带着强烈的功利和占有欲。
跑买卖时，他的眼睛总是不安分。供销社里穿着“清凉”衬衫、露出白皙手腕的女售货员；集市上辫子乌黑、胸脯鼓胀的卖菜姑娘；茶馆里嗓音清脆、眉眼带笑的女服务员……这些都能轻易吸引他的目光。
他会刻意凑近搭讪，用他那套“文化人”的腔调，说些似是而非、略带挑逗的话，观察对方的反应。若对方羞涩低头或回应热情，他便暗自得意；若遭了冷脸，他面上不显，心里却骂一句“不识抬举的土妞”，转头又去寻找下一个目标。这种“狩猎”般的快感，远胜于回家面对兰芝那张熟悉却已引不起他多少兴趣的脸。
新婚不久，兰芝的羞涩和温顺曾短暂满足过他。但很快，他就觉得乏味。兰芝是淳朴的，也是“土气”的。她的手因劳作而粗糙，皮肤因风吹日晒而微黑，身上永远是肥皂和灶火的味道，不懂风情，不会撒娇，更无法与他谈论那些他刻意模仿来的“高雅”话题。
夜晚，他对夫妻之事渐渐失去了最初的热情，变得敷衍了事，有时甚至以太累、要看书为由推脱。兰芝的温柔体贴，在他眼中渐渐变成了缺乏吸引力的木讷。面对兰芝这个“到手”的妻子，他那点因新鲜感和被崇拜而产生的短暂热情，迅速冷却。
兰芝是渴望有个孩子的。在她朴素的观念里，孩子是家庭的纽带，是未来的希望，也是她作为妻子价值的体现。看着村里同龄的姐妹相继抱上娃娃，她心里是羡慕的。她曾小心翼翼地试探过孙启荣：“娘说……早点要个孩子，家里也热闹些……”
孙启荣的反应总是迅速而“理性”。他会立刻皱眉，搬出一套早已准备好的说辞：“兰芝，你糊涂啊！现在要孩子？我马上就要考大学了！考上大学要念书，要花多少钱？哪还有精力养孩子？再说，带着孩子，我怎么去城里念书？你一个人在家带孩子，还要照顾我爹娘，怎么忙得过来？等！等我考上大学，安顿好了，再接你过去，到时候再生也不迟！现在要孩子，就是拖累，就是自毁前程！”
他语气斩钉截铁，将“要孩子”直接等同于“拖累”和“阻碍他的通天路”。这套逻辑，配合着他“为全家奋斗”的光环，让兰芝无法反驳，只能将那份母性的渴望深深压在心底，甚至隐隐觉得自己提出这个要求是自私的、不懂事的。
孙启荣不仅在言语上拒绝，在行动上也刻意回避。他本就对夫妻之事兴趣缺缺，如今更是找到了完美的借口。他会以“备考需要清心寡欲”、“太累了影响复习”为由，大大减少同房的频率。
即便偶尔为之，他也尽量避免对方怀孕。对他而言，孩子是巨大的负担，是牢牢将他钉死在当前阶层和责任的钉子，是他奔向“远大前程”的绊脚石。他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孙启荣的“备考”成了生活的核心，却也成了他表演的舞台。他依旧推着小车在乡镇间穿梭，但频率明显降低，时间也“规律”起来。
他对外宣称，是妻子兰芝贤惠，分担了家务和部分生意，让他能腾出时间看书。兰芝确实包揽了几乎所有农活和家务，甚至在他去镇上“谈生意”时，默默帮他照看摊位。
孙启荣的书桌设在最显眼的窗边，几本借来的复习资料，总是摊开着。
他常常在煤油灯下“苦读”到深夜，身影投在窗纸上，成为村里人教育自家孩子的榜样：“看看人家启荣，结了婚还这么用功！”
然而，只有兰芝知道内情。他所谓的“看书”，效率极低。有时他会盯着书页半天不动，眼神却飘向窗外，不知在想什么；有时他会烦躁地合上书，抱怨题目太难，然后出去“透透气”，一去就是小半天，回来时身上带着若有若无的酒气或烟味。
他越来越在意“体面”，省下的钱不是买书，而是置办行头——一件白衬衫、一条卡其布裤子、一双人造革皮鞋。他对着家里唯一一面小镜子整理衣领时，眼神里的热切，远胜于他看任何一页书。
他更热衷于推着小车往镇上、甚至县里跑，美其名曰“谈生意”、“找复习资料”，实则是去茶馆、供销社门口，跟那些他认为“消息灵通”或“可能有点门路”的人攀谈、递烟、套近乎。
他打听的，远不止是书本知识，更多的是——哪个老师可能参与出题？今年高考政策有啥新动向？有没有流传的复习提纲？
孙启荣骨子里是聪明的，这点毋庸置疑。他记忆力惊人，一首古诗听两遍就能背个大概；他口齿伶俐，能把一件普通的事说得天花乱坠；他察言观色的本事更是炉火纯青，总能精准地捕捉到别人话语里的关键信息和情绪变化。
可惜，这份聪明劲儿，从未用在真正的深度学习和钻研上。书本上那些需要反复推敲、理解消化的原理公式，在他眼里枯燥乏味，远不如琢磨如何走捷径、钻空子、表演和操控人心来得有吸引力，也更能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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