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走廊里的消毒水气味钻进鼻腔，我捏着诊断书的手指微微发抖。渐冻症，三个冰冷的字像铁钉一样凿进我的生命里。
“通常有三到五年的预期寿命，但目前有一些新药试验...”医生的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打断他：“能治愈吗？”
他沉默了一瞬，那沉默比任何回答都更加残忍。
走出医院时，阳光刺眼得让人晕眩。我没有父母可以依靠，他们在我大学毕业那年因车祸双双离世。金鹤年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牵挂，我们相恋七年，他正在创业初期，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只为给我们攒一个未来。
我不能成为他的负担。
回到家时，金鹤年已经做好了晚餐。他系着我送他的蓝色围裙，厨房里飘着番茄牛腩的香气。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他走过来接过我的包，自然地在我额头落下一吻。
我躲开了他的触碰。
“怎么了？”他皱眉，敏锐地察觉到我的异样。
“我们分手吧。”我说出排练了一路的话，声音平静得让自己都惊讶。
金鹤年笑了，伸手想揉我的头发，“开什么玩笑。”
我后退一步，“不是玩笑。我不爱你了，金鹤年。”
他的笑容僵在脸上，那双总是盛满温柔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发生什么事了？工作上遇到麻烦了？没关系，你可以跟我说...”
“没什么好说的，”我打断他，从手指上褪下那枚他攒了半年钱才买来的婚戒，“我只是厌倦了这种生活，厌倦了等待一个永远在加班的人。”
戒指在我掌心冰冷如铁。金鹤年盯着它，脸色渐渐发白。
“你说谎。”他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确信，“你爱我，就像我爱你一样。”
我的心像被一只手攥紧，几乎要喘不过气。但我必须继续这个残忍的表演。
“我已经找好了新住处，明天就搬出去。”我说，“至于这个——”我扬起手，将戒指扔出窗外，它划过一道银亮的弧线，落入楼下茂盛的玫瑰丛中。
金鹤年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被冻结了。我看到他眼底有什么东西碎裂了，那比渐冻症带来的恐惧更让我痛苦。
“为什么？”他问，声音嘶哑。
我没有回答，转身走进卧室，拖出早已收拾好的行李箱。整个过程，金鹤年就那样站着，沉默得像一尊雕像。
当我拉着箱子走向门口时，他终于动了。他抓住我的手腕，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我的骨头。
“告诉我真相。”他盯着我的眼睛，试图从中找出破绽。
我强迫自己迎上他的目光，扯出一个冷漠的笑，“真相就是我不爱你了。放我走吧，金鹤年。”
他的手指一根根松开，最后彻底放开了我。
那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第二天，我登上了去往国外的飞机，带着一张巨额保险单兑来的现金——那是我父母留下的唯一遗产，原本是我们买房的首付。
国外的治疗中心坐落在一片蔚蓝海岸边，病房窗外就是无边的大海。多么讽刺，我拥有了梦寐以求的海景房，却失去了欣赏它的心情。
治疗比想象中更加痛苦。每一次服药，每一次物理治疗，都像是在与身体进行一场必输的战争。肌肉无力、抽搐、疼痛，这些症状渐渐出现，像无形的绳索一点点捆绑住我的身体。
但我从没停止过服药。苦涩的药片滑过喉咙，我告诉自己：多活一天，就能多看他一天，哪怕只是在屏幕上。
我密切关注着金鹤年的消息。他的公司在国内科技界崭露头角，新产品获得成功，公司市值翻倍。新闻照片上的他穿着笔挺的西装，面容俊朗却带着疲惫。我想伸手触摸屏幕上的脸庞，却在抬起手臂时感到一阵熟悉的无力感。
“你要幸福啊，金鹤年。”我对着屏幕轻声说，眼泪无声滑落。
夜晚是最难熬的。梦里，金鹤年总是出现在我身边，笑着叫我“小骗子”。有时我们回到大学时代，他骑着自行车载我穿过樱花纷飞的小道；有时是在我们租的第一个小房子里，他笨手笨脚地为我做生日餐。
但每次醒来，只有空荡的房间和渐冻症带来的清晨僵硬陪伴着我。
网上说，梦到一个人越多次，就证明你们的缘分越来越浅。我害怕这句话是真的，却又渴望在梦中与他相见。这种矛盾像一把钝刀，日日割着我的心。
生日那天，我买了一个小小的奶油蛋糕，插上孤零零的一根蜡烛。闭上眼许愿时，我用了妈妈教的方法——那也是金鹤年知道的唯一方法：许愿后吹灭蜡烛，迅速用手指捏灭烛烟，然后将那根还温热的蜡烛用锡纸仔细包裹起来，据说这样愿望就会实现。
“希望金鹤年万事胜意。”我轻声说，完成了这个仪式。
病情在一年后明显恶化了。我的右手开始无法控制地颤抖，走路时常常突然无力。那天下午，我试图去拿书架顶层的相册——那本装满我和金鹤年回忆的相册——脚下一软，整个人向前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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