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的喧嚣在我耳中化作一片模糊的嗡鸣。水晶吊灯折射出的光芒太过刺眼，我微微低头，避开那令人目眩的光线。阮夫人——我名义上的母亲——的手指正紧紧掐着我的上臂，力度大得几乎要掐断血液循环。
“微笑，轻晗。”她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脸上却挂着无懈可击的笑容，“朱先生来了。”
我抬起头，看见朱鹤松穿过人群向我们走来。二十九岁的他已然是上海商界无人不知的人物，执掌着庞大的朱氏集团。剪裁完美的深灰色西装勾勒出他宽肩窄腰的身形，冷峻的脸上看不出丝毫情绪。人群在他经过时自动分开一条道路，窃窃私语随之而起。
“朱总居然真的来了…”
“阮家这次真是走了狗屎运…”
我听见这些议论，胃部不由得收紧。阮夫人掐着我的手指又加了几分力道，像是在提醒我不要搞砸这桩她苦心经营的“买卖”。
“朱总，幸会幸会。”阮夫人放开我，向前一步伸出手，语气热络得近乎谄媚，“这是小女轻晗，刚从上外毕业，主修法语文学。”
朱鹤松礼节性地握了握阮夫人的手，随即转向我。他的眼睛是罕见的深灰色，像冬日结冰的湖面，看不透底。
“阮小姐。”他微微颔首，声音低沉平稳，听不出喜怒。
“朱先生。”我努力让声音不发抖，按照排练过无数次的那样伸出手。
他的手指修长有力，握住我的手时既不热切也不敷衍，只是恰到好处地一握便松开。在他触碰我的那一瞬间，我莫名觉得这感觉有些熟悉，像是很久以前也曾有过这样一双手，短暂地握过我的指尖。
荒谬的错觉。在今天之前，我从未见过朱鹤松。
“轻晗非常欣赏朱总在慈善方面的贡献，”阮夫人迫不及待地插话，“她自己也经常去福利院做义工，是不是啊，轻晗？”
我忍住几乎要脱口而出的冷笑。阮夫人编故事的能力总是令我叹服。事实上，自从被阮家领养，我外出的每一分钟都被严密监控，更别说去什么福利院做义工了。
“是吗？”朱鹤松的目光仍停留在我脸上，似乎想从我的表情中读出什么。
我勉强扯出一个微笑，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这场相亲闹剧令我作呕，但我别无选择。阮家需要朱家这块垫脚石重回上海顶级社交圈，而朱鹤松据说需要一个妻子来应付家族压力。我只是恰好被选中，成为这场交易中的筹码。
“年轻人多聊聊，我们这些老家伙就不打扰了。”阮董事长——我名义上的父亲——拍拍朱鹤松的肩膀，语气亲昵得仿佛他们是多年故交。
于是我和朱鹤松被单独留在宴会厅的露台入口处。晚风从微微开启的玻璃门缝中钻进来，吹散了我额前的碎发。
“想出去透透气吗？”朱鹤松突然问。
我有些惊讶，但还是点了点头。他为我推开通往露台的玻璃门，清凉的夜风立刻扑面而来，吹散了宴会厅里浓郁的香水味和虚伪的寒暄。
露台很大，摆放着几张白色藤制桌椅。远处，外滩的灯火如同散落的钻石，在黄浦江两岸熠熠生辉。我们并肩站在栏杆前，一时无话。
“法语文学，”朱鹤松忽然开口，“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我怔了怔，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阮家人从未关心过我学什么，只要我乖乖扮演好“阮家小姐”的角色就行。
“语言是一扇窗，”我谨慎地回答，“通过它可以看到不同的世界。”
他转过头来看我，深灰色的眼睛在夜色中显得更加深邃：“那你看到了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问题让我措手不及。在阮家的这些年，我早已学会隐藏真实的自己，从不轻易向外人表露内心想法。但不知为何，朱鹤松的目光让我有一种奇怪的倾诉欲。
“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杜拉斯的广岛之恋…”我轻声说，“这些作品里的世界或许并不美好，但足够真实。”
朱鹤松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你看上去不像会满足于虚假美好的人。”
这句话几乎像是一种试探。我警觉起来，重新戴回面具：“每个人都需要偶尔逃避现实，不是吗？”
他微微勾起嘴角，那几乎不能算是一个笑容：“确实。”
露台的门再次被推开，阮夫人探出头来：“轻晗，朱总，切蛋糕的环节要开始了。”
我下意识地看向朱鹤松，发现他正注视着我，眼中有一丝难以解读的情绪。
“我们进去吧。”他说。
那场宴会后的第三周，我和朱鹤松签了协议。
合同条款清晰得冷酷：婚姻期限三年，期间我需要扮演好朱太太的角色，出席必要场合；作为回报，我会获得可观的经济补偿，以及三年后彻底的自由。最重要的是，合同明确规定：互不干涉私生活，不谈感情。
签字那天，朱鹤松的律师在场，阮家父母也在场。没有人问我的意见，仿佛我只是一件正在易主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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