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柩入土，是黄昏时分。
湖南湘乡，荷叶塘。这地名起得贴切——塘不大，七八亩水面，挤满了荷叶。时值深秋，荷已残了，枯黄的叶子耷拉着，茎秆弯折，在水面上投出凌乱的影子。只有塘心还有几片残绿，在夕阳下倔强地挺着。
曾家祖坟就在塘边的小山坡上。
没有恢宏的墓园，没有精美的石像生，只有十几个土包，长满荒草。曾国藩的墓穴在最东头，紧挨着父母——这是遗嘱里写的：“葬于父母墓侧，不起坟，不立碑，三年后与地同平。”
挖好的墓穴很朴素。
一丈长，三尺宽，黄土的壁，底下铺了层石灰——防潮。没有墓砖，没有椁室，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土坑。
棺材放下去时，发出沉闷的“咚”声。
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黄昏里格外清晰。送葬的只有曾家几个至亲，还有十几个湘乡老家的族亲。没有官员，没有同僚，连县衙都没来人——按遗嘱，没发讣告。
曾纪泽捧起第一捧土。
黄土从他指缝间滑落，洒在柏木棺盖上，沙沙作响。然后是第二捧，第三捧……族亲们轮流捧土，一捧一捧，渐渐把棺材掩埋。
夕阳越来越斜。
金色的光从西山那边照过来，穿过残荷的缝隙，在黄土上投出斑驳的光影。有风吹过，塘里的枯荷叶簌簌作响，像在低语，像在送别。
最后一捧土落下时，天边正好飞来一行大雁。
雁阵排成“人”字形，向南飞去，发出悠长的鸣叫。叫声在暮色中飘荡，越来越远，终于消失在群山之后。
曾纪鸿跪下，磕了三个头，然后从怀中取出那只锦囊。
他打开锦囊，倒出里面的碎玉。
七块碎玉在夕阳下泛着温润的光。他把碎玉一块块放入墓穴——不是撒进去，是小心地摆放，在棺材头的方向，排成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
最后一颗“天权星”的位置，他放了那绺白发。
白发用红绳系着，轻轻放在碎玉中间，像七星拱卫的北极。
做完这些，他重新捧土，把碎玉和白发掩埋。
土越堆越高，渐渐隆起一个低矮的土包。不高，不显眼，混在祖坟的十几个土包里，几乎认不出来。
按遗嘱，不在坟头插引魂幡，不烧纸钱，不设香案。
只有一炷香。
曾纪泽点燃线香，插在坟前。青烟袅袅升起，在暮色中盘旋，然后散入风中，散入荷塘，散入这片曾国藩出生、成长、最后归来的土地。
“父亲，”他低声说，“到家了。”
风忽然大了些。
塘里的枯荷哗哗作响，像在回应。
同一轮月亮，照在千里之外的东梁山。
山巅有块巨石，形如卧虎，当地人叫它“虎头岩”。岩上此刻坐着两个人——康福，还有陈玉堂。
两人中间摆着一坛酒，三个粗陶碗。
酒是陈玉堂带来的——不是好酒，是镇上最便宜的烧刀子，但埋了三年，今夜特意挖出来。他说：“送送曾大人。”
康福没说话。
他独臂空悬，望着东南方向——那是江宁的方向，也是湖南的方向。月光很亮，山下的竹林在风中起伏，像一片墨绿的海洋。远处的长江在月光下泛着银光，像一条沉睡的巨蟒。
“时辰差不多了。”陈玉堂说。
他拍开坛口的泥封，酒香顿时涌出——浓烈，呛鼻，带着山野的粗粝。他倒了三碗酒，酒液在粗陶碗里晃动，映着月光，像三碗碎银。
第一碗，康福端起，缓缓洒在岩石上。
酒渗进石缝，留下一片深色的痕迹。
“这一碗，”他说，“给涤生兄。”
声音很轻，但在寂静的山巅传得很远。
涤生兄。
不是“大人”，不是“大帅”，是“涤生兄”。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这个称呼。因为从此以后，曾国藩不再是两江总督，不再是一等侯，不再是那个需要他守护的人。
只是一个……兄长。
一个认识了三百年，并肩作战过，也生死相搏过，最后终于在轮回尽头达成和解的兄长。
第二碗，陈玉堂端起。
他没有洒，而是自己喝了一口，然后递给康福。康福接过，也喝了一口。酒很烈，烧喉咙，但暖身子。
“这一碗，”陈玉堂说，“给我们自己。”
康福明白他的意思。
给曾国藩，是送故主。
给他们自己，是庆新生——庆祝终于从那个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走出来，庆祝终于能坐在一起喝酒，庆祝终于……可以只是两个人，而不是湘军哨官和太平军师帅。
第三碗，康福端起。
他走到悬崖边，望着脚下的万丈深渊，久久不动。
月光照在他脸上，那道疤从眉骨划到嘴角，在月色下泛着淡淡的光。独臂的空袖管在风中飘荡，像一面残缺的旗。
“康禄。”他轻声唤弟弟的名字。
然后，他把整碗酒，缓缓倒向深渊。
酒液在空中散开，化作一片细密的水雾，在月光下闪着微光，然后消失在黑暗中。像眼泪，像叹息，像……一场做了太久终于醒来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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