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15日，午后，奉天城小西关）
老烟枪的咳嗽声像破旧的风箱，在狭窄的青砖巷弄里撞出浑浊的回音。他佝偻着背，烟杆斜插在腰间，褪色的短褂下摆沾着不知是油还是泥的污渍，正踮脚往巷口那棵老槐树上贴一张泛黄的“寻人启事”。纸角被他用唾沫濡湿，按在斑驳的树皮上，画像里的中年男人眉眼模糊，只有“山东口音，左额有疤”几个字还算清晰。
“王老哥，又帮人找亲戚？”挑着菜担的小贩从巷子里挤过，扁担压得吱呀响，“这兵荒马乱的，丢个人跟丢根针似的，哪那么好找？”
老烟枪直起身，用袖口擦了擦额头的汗，露出一口黄牙笑：“混口饭吃嘛。人家山东老乡把最后俩铜板都给我了，总得尽点心不是？”他拍了拍树干上的启事，“说不定哪个黄包车夫瞅见了呢？”
小贩撇撇嘴，脚步没停：“日本人的巡逻队刚从街口过，你这启事别碍着他们眼，不然连你这老骨头都得给掀了。”
老烟枪脸上的笑淡了些，望着小贩远去的背影啐了口：“狗日的东洋鬼子。”声音压得低，像怕被风听见。
他转身往巷子深处走，第三间门脸挂着“王记烟铺”的木牌，门虚掩着，里头飘出呛人的旱烟味。推开门，柜台后趴着个穿粗布衫的小伙计，正就着昏黄的油灯数铜板，见他进来，慌忙站起来：“师傅，刚才有个穿洋布褂子的先生来问，说您啥时候回。”
“什么样的先生？”老烟枪解下腰间的烟杆，往柜台一角的烟丝盒里戳了戳。
“二十来岁，白白净净的，说话挺客气，不像本地人。”小伙计比划着，“手里拎着个黑皮包，看着就值钱。”
老烟枪眯起眼，烟锅里的火星明灭了一下：“让他等着。”
他掀开柜台后的布帘，里头是间更小的屋子，摆着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墙角堆着半麻袋烟叶。他从床底下拖出个铁皮盒子，打开，里头不是银元也不是票子，而是一叠叠用麻纸包着的纸条——有粮栈的进货单，有火车站的货物清单，甚至还有几页日军兵营外的岗哨换班记录，字迹歪歪扭扭，显然出自不同人之手。
这就是老烟枪的营生。表面上是烟铺老板兼“包打听”，实则靠着黄包车夫、拾荒者、小贩织成的一张网，搜集着奉天城里所有能换钱的消息。甲午年他在毅军当伙夫，亲眼见日军在旅顺城里杀得血流成河，那股子血腥味，三十多年了，还像附在骨头上的湿气，一到阴雨天就钻心的痒。所以日本人的消息，他收得格外仔细，有时甚至不要钱。
正翻看着，小伙计在外头喊：“师傅，那位先生又来了。”
老烟枪把铁皮盒塞回床底，拍了拍手上的灰，掀开布帘。
柜台前站着的正是陈峰。他换了身藏青色的洋布褂子，头发剪得利落，黑皮鞋擦得锃亮，手里确实拎着个黑色牛皮包——这是他用从现代带来的打火机（在旧货市场换了块银元）和身上最后一点零钱置办的行头。穿越到这个时代已经半个月，他终于从最初的混乱中冷静下来，开始像个“正常人”一样融入奉天城。
“王老哥。”陈峰点头示意，目光扫过柜台后的烟丝，“上次的事，多谢了。”
半个月前，他刚从奉天站的混乱中清醒，穿着一身迷彩作训服，怀里揣着把95式突击步枪（演习时没上交），立刻被巡逻的日军盯上。是老烟枪拽着他钻进巷弄，用一堆破烂把他和枪藏进菜窖，才躲过搜捕。后来陈峰把步枪拆解，零件分别藏在几个隐蔽处——在这个连汉阳造都金贵的时代，那把枪太扎眼，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动用。
“小事一桩。”老烟枪走到柜台后，给自己装了锅烟，“陈先生找我，是有正经事？”他看陈峰这打扮，不像缺烟抽的，更不像来寻人的。
陈峰从皮包里掏出两张银元，轻轻放在柜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我想打听点事。”
老烟枪的眼睛亮了亮，却没立刻去碰银元，只是用烟杆拨了拨：“陈先生想知道啥？这奉天城里的事，只要不是阎王爷家里的，我多少都能给你凑点。”
“日军最近的演习路线。”陈峰的声音很稳，目光落在老烟枪脸上，“特别是北大营附近的。”
老烟枪脸上的笑僵住了，烟杆停在嘴边，没点燃。他上下打量着陈峰，这年轻人看着文质彬彬，眼神却像关外的寒风，带着股子冷硬。“陈先生问这个干啥？”
“生意。”陈峰面不改色，“我从关内来，想做点粮食买卖。日军演习封路，耽误事。”
这理由不算离谱。奉天城里做粮食生意的，最怕的就是日军动不动就封路演习，粮食运不进来，价格一天一个样。但老烟枪混了大半辈子，哪能轻易信？他抽了口凉气，压低声音：“陈先生，有些事，知道了没好处。日本人的事，少打听。”
陈峰没说话，又从包里掏出一张银元，压在之前的两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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