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县公安局食堂人声鼎沸。
“王局，走访的人都回来了，没有收获。”孙志刚秃噜着鸡蛋酱拌面口齿不清的说。
“风花大姐！给我来头大蒜！哎……谢谢啊。这都几天了，这男尸的身份还没有线索啊。周岑那头也不吐口，我把他跟一群流氓关一起了，这小子挨老揍了。”
“法医那头说，那小男孩长期营养不良，手脚都是口子冻疮，看样子不像是好家庭出身的。我准备上山沟里问问去。哦，对了，脚踝有个蝴蝶形状的疤痕，看着像是烫伤。”
“周岑那王八犊子烫的？！个狗崽子。”
“不是，是陈年的伤疤。而且手腕和脚踝有约束伤，张法医说那约束伤有点奇怪。”
“恩？怎么个奇怪法？”
“说是拓下来的手掌印和手指长度不对劲，位置不同大小不同。”
“虽然尸体腐烂的程度轻，但是再变形也应该是一起变形啊？怎么还能大小不同？我听过大小眼，没听过大小手啊？”
“周岑左右手大小一样吗？得等我吃完饭回去瞅瞅……”
“王局，我寻思联系报社把脚踝的那个蝴蝶伤疤登报，找找知情者吧。”
“弄悬赏吧，我出点钱。再印点寻人启事，让兄弟们辛苦一下贴一贴。”
无名男童尸体脚踝上那个蝴蝶形疤痕的照片被登在了地区报纸的头版，寻找知情者。寻人启事也贴在了大街小巷。报纸发行的第三天，一个穿着破旧棉袄、浑身散发着垃圾酸腐味的老伯，颤巍巍地走进了县公安局。
接待的干警赶紧把他扶住：“老人家，您有事？”
老伯从怀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报纸，指着那块疤痕示意图：“同志……我……我可能见过这孩子。”
干警立刻警觉，将他带到了孙志刚面前。
老伯姓胡，是城西垃圾站的看门人兼分拣工。他说话有点磕巴，但意思清楚：“这孩子……是跟着个疯女人住的，在垃圾站附近的废桥桥洞底下。那女人不知道叫啥，大家都叫她疯婆子。平常不疯的时候，人也挺好，就是呆呆的，带着这孩子捡垃圾，卖废品换点吃的。疯起来就……就吓人了。”
“这疤是怎么回事？”孙志刚指着报纸问。
胡老伯叹了口气：“就是疯女人发疯时候烫的。那年冬天，天冷，她不知道从哪儿捡了块破铁皮，在的火堆里烧红了，抓住那孩子的脚脖子，一下子就烙上去了！孩子疼得嗷嗷叫，我们几个老伙计赶紧给拉开。后来……我看孩子可怜，找了点土药膏给他抹了抹。好了就留下这么个疤，像只歪扭的蝴蝶。”
“那女人现在还在桥洞那边吗？”孙志刚追问。
“今年夏天……大概七八月份吧，”胡老伯回忆，“疯女人疯病又犯了，跑到河边，不知道是失足还是自己跳的，掉水里淹死了，有钓鱼的看见等人捞上来早没气了，尸体也没人认，就草草埋了。那孩子……那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我还以为他被什么远亲接走了，或者……自己去讨生活了。没想到……哎。”
胡老伯抹了抹眼睛：“那孩子挺懂事的，她妈不疯的时候对他还行。没了妈，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能去哪儿呢？人咋就这么没了呢。”
孙志刚详细记录了胡老伯的话，并让他辨认了尸体。胡老伯看了很久，老泪纵横：“是他……瘦了，脸色也不对了……但模样是这孩子。造孽啊造孽……”
这条线索虽然没能直接指向凶手，但至少弄清了孩子的部分来历，一个疯女人的儿子，母亲淹死后流落街头，最终遇害。
孙志刚向王建军汇报后，王建军指示：“查！查那个淹死的疯女人是谁，有没有身份。查这孩子最后出现的时间和地点，谁见过他，跟谁接触过。”
调查刚铺开，一拨人就到了县公安局。省党委会派来的工作组，三个人，带队的是个四十多岁、面容严肃的女干部，姓严。
严同志直接找到王建军，出示了证件和介绍信：“王建军同志，我们是省党委调查组，我们接到北京转来的实名举报信，举报你们县原革委会主任贾世仁，以及可能涉及的前任公安局长等人，存在利用职权强迫知青发生关系、胁迫教师为其子高考作弊、甚至可能涉及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省领导高度重视，派我们前来初步核查，并视情况采取必要措施。希望县局全力配合。”
王建军看完介绍信，震惊得一时说不出话。贾世仁？原革委会主任，现在虽然革委会名义上撤销了，但他调到了县工业局当书记，依然是实权人物。前任公安局长老赵，当年王建军接手工作前是以伤病为由突然提前退休，回南方老家了。
“我们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
“麻烦你们，我们现在需要联络举报人，保护对方的安全。”
“举报人……是谁？”王建军稳住心神问。
严同志看着他，吐出一个名字：“周岑。”
“谁？”王建军脑子“嗡”的一声。“周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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