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后的西里村，像一场盛大狂欢后骤然散去的筵席，热闹被彻底抽空，只留下满地狼藉的疲惫。田垄间散落着枯黄的玉米秸秆茬子，沉默地指向灰蒙蒙的天空。打谷场上堆积如山的金黄褪去了耀眼的光泽，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秋尘。风里裹着浓重的土腥味和秸秆腐败的气息，凉意如同无声的潮水，悄悄漫过了脚踝，渗进了骨头缝里。
这凉意，在一个铅灰色的午后，被一声压抑的恸哭彻底刺穿。
噩耗像一颗冰冷的石子，猝不及防地砸进了吴家刚刚因秋收完毕而稍显松弛的心湖。小李庄的姥姥，那个总是颤巍巍地从炕头小柜里摸出用油纸包着的、带着樟脑味的糖块或几块硬邦邦的动物饼干塞给外孙们的老太太，走了。
消息是邻村一个赶集回来的人捎来的。李秀云当时正在院里和吴小梅一起剥着最后一点晾晒好的花生，准备装袋。听到那句话的瞬间，她手里一颗饱满的花生米“啪嗒”掉在地上，滚进了灰土里。她整个人僵在原地，像被那秋日的凉风冻住了，脸色一点点褪成和地上灰土一样的颜色，嘴唇哆嗦着，却发不出一点声音。直到吴小梅带着哭腔喊了一声“妈！”，她才像被猛地抽走了骨头，身子一软，顺着土墙就往下滑。吴普同刚从学校回来，正放下书包，见状一个箭步冲上去，死死架住了母亲。他感觉母亲的胳膊冰冷，身体在剧烈地颤抖，那是一种无声的、巨大的悲伤带来的痉挛。
吴建军沉默地从里屋出来，黝黑的脸上看不出太多表情，只有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他走过去，用力握了握妻子的肩膀，那力道带着一种庄稼汉特有的、笨拙的支撑。“别慌，”他声音沙哑低沉，像砂纸磨过木头，“收拾收拾，带上娃们，这就过去。”他转身开始默默地收拾东西，动作机械而沉重。
请假的流程在悲伤面前显得格外仓促。吴普同跑了一趟学校，跟班主任周老师简单说明情况。周老师是个通情达理的中年人，没多问，只是拍了拍吴普同的肩膀，眼神里带着理解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叹息：“去吧，家里事要紧，落下的课回来再补。”吴小梅和吴家宝也各自被从小学和刚入学没多久的村小叫了回来。吴小梅眼睛红红的，紧紧抓着哥哥的衣角。吴家宝年纪小，对死亡的概念还很模糊，只是懵懂地感觉到家里骤然压下来的、让他不安的低气压，怯生生地跟在母亲身后。
一家人挤在吴建军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全身都哗啦作响的破旧排车上。李秀云抱着一个简单的包袱，里面是连夜翻出来的几件素净衣服和一点零钱。吴建军在前面拉着车辕，背脊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车轮碾过村道上厚厚的浮土，发出单调而滞涩的声响。路两旁，收割后的田野空旷得有些刺眼，偶尔能看到一两只乌鸦在光秃秃的田埂上跳跃，“呱呱”的叫声划破寂静，更添几分萧索。风卷起地上的落叶和尘土，打着旋儿扑向车里的人。李秀云把脸埋在包袱里，肩膀无声地耸动。吴普同搂着妹妹和弟弟，眼睛望着远处模糊的小李庄轮廓，心头像压了一块沉甸甸的磨盘，又冷又硬。
小李庄姥姥家的小院，此刻成了悲伤汇聚的中心。低矮的土坯房前已经搭起了简陋的灵棚，惨白的孝布在秋风中无力地飘荡。大姨李秀英和二姨李秀芬两家人也都到了。大姨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正和舅舅李建国一起，沉默地往灵棚里搬着借来的长条板凳。二姨夫赵志刚穿着他那件洗得发白但依旧笔挺的粮站制服，眉头紧锁，正低声和几个本家的叔伯商量着什么，语气带着一种镇上人特有的、在乡村白事场合里试图主持局面的谨慎。
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纸钱燃烧的呛人烟味、土腥味，还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属于死亡本身的沉寂气息。哭声是压抑的、断断续续的，更多时候，是沉重的叹息和低语在灵棚内外交织。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仿佛被浸泡在一种粘稠的、混合着悲伤和繁琐仪式的液体里。吴普同、吴小梅、吴家宝，还有大姨家的表姐大丫、表弟石头，二姨家的表妹小玲，这些半大孩子都被裹上了粗糙的白布孝衣，头上缠着孝带，被要求跪在灵前。冰冷的土地透过薄薄的裤子渗进来，膝盖很快就麻木了。他低着头，看着眼前燃烧的纸钱在火盆里卷曲、变黑、化成灰烬，跳跃的火苗映着他年轻却茫然的脸。耳畔是道士拖长了调子、含混不清的诵经声，夹杂着母亲和姨母们压抑的、时不时爆发的啜泣。姥姥那张布满皱纹、总是带着慈祥笑容的脸，在烟雾缭绕中变得模糊不清。
舅舅李建国忙得脚不沾地，原本就黝黑的脸庞更添了几分憔悴，眼窝深陷。他嗓音嘶哑，指挥着借桌椅板凳，安排抬棺的人手，和管事的总理（村里主持红白事的头面人物）反复确认每一个环节。他的腰似乎比平时佝偻得更厉害了，只有在无人注意的角落，猛嘬几口旱烟时，那紧锁的眉头和微微颤抖的手，才泄露出心底深重的疲惫和哀痛。大姨李秀英和二姨李秀芬则成了厨房的主力，带着几个本家的妯娌，在临时搭起的露天灶台旁忙碌。巨大的铁锅里翻滚着浑浊的菜汤，蒸笼里冒着腾腾热气，蒸着粗糙的白面馍馍。她们一边机械地切着堆成小山的白菜萝卜，一边抹着眼泪，低声交换着关于母亲生前最后日子的点滴，那些细碎的回忆在锅碗瓢盆的碰撞声里，显得格外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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