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的乡村，是被浓得化不开的绿色和灼人的暑气包裹着的。吴普同回到西里村，推开那扇熟悉的、新刷了蓝漆的铁门，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坐在院子老槐树阴凉下的妹妹吴小梅。她穿着一件半旧的碎花短袖，手里无意识地捻着一根狗尾巴草，眼神安静地望着在泥地里刨食的几只母鸡。没有惊恐，没有胡言乱语，只是比常人显得迟钝些，苍白些。看到吴普同进门，她迟缓地转过头，嘴唇动了动，似乎想喊“哥”，最终只是露出了一个浅浅的、几乎看不出的笑意。
这一眼，让吴普同悬了一个学期的心，终于实实在在地落回了胸腔里。那三千多块钱，那半个月医院的煎熬，父母脸上新添的皱纹，似乎都在妹妹这片刻的安宁中，找到了价值。他放下行李，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妹妹的肩膀，“小梅，我回来了。”
李秀云从灶房里探出身，围裙上沾着面粉，脸上是实实在在的喜悦：“回来了就好！锅里有刚熬好的绿豆汤，快喝点解解暑！”家里的气氛，因为他的归来和妹妹病情的稳定，显出一种久违的、平淡的温馨。
接下来的日子，吴普同的生活节奏变得简单而充实。每天清晨，他跟着母亲下地，给玉米锄草，或者打理菜园里的茄子、豆角。烈日炙烤着大地，汗水顺着额角、脊梁沟往下淌，浸湿了粗布衣裳，黏腻地贴在皮肤上。空气中弥漫着禾苗的青涩气和泥土被晒热后散发出的、带着腥味的芬芳。劳作间隙，他坐在田埂上，看着母亲佝偻着身子，手法熟练地清除杂草，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他知道，这片土地供养了他们，却也牢牢地束缚着父辈的命运。
下午日头最毒的时候，他便待在家里，陪着妹妹。他给她读带回来的旧报纸，讲大学里那些对她而言可能完全无法理解的趣事，比如计算机课上那个“大脑袋”显示器，比如宿舍里天南地北的同学。小梅大多时候只是安静地听着，眼神茫然，偶尔才会对某个熟悉的词汇，比如“保定”、“王小军”，产生一丝微弱的反应，眼球转动一下。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并排坐在炕沿上，看着那台黑白电视机里播放着的、信号时好时坏的节目。屏幕上的雪花点和扭曲的人影，伴随着滋滋的电流声，构成了兄妹间无声的陪伴。吴普同发现，这种简单甚至枯燥的陪伴，似乎比任何药物都更能让小梅感到安心。她会在他身边慢慢地放松下来，偶尔，还会模仿电视里的人物，发出一个模糊的音节。
这种平静的日子过了大概十来天。这天傍晚，天边的晚霞像打翻的颜料盘，绚烂得有些不真实。吴建军和吴家宝父子俩，风尘仆仆地从石家庄工地回来了。吴家宝明显又黑瘦了些，但身板更结实了，眼神里有了成年男人的沉毅。吴建军则依旧是那副沉默寡言的样子，只是眉宇间的皱纹仿佛又深刻了几分，像是被工地的风沙和生活的重担共同雕刻过。
晚饭比往常丰盛了许多。李秀云炒了鸡蛋，切了过年时腌制的、舍不得多吃的腊肉，还特意拌了凉菜。一家人围坐在炕桌旁，昏黄的电灯泡在头顶摇曳，投下温暖而略显朦胧的光晕。饭菜的香气与院子里飘进来的夜来香的味儿混合在一起，充满了俗世烟火的踏实感。
饭桌上，吴建军话不多，主要是吴家宝在兴奋地说着工地上的见闻，哪个工友手艺好，包工头哪天心情好多发了点奖金，石家庄城里哪条街特别热闹。吴普同静静地听着，偶尔问一两句。李秀云则不停地给丈夫和儿子夹菜，眼里满是心疼。
饭吃得差不多了，吴建军放下筷子，拿起桌上那包最便宜的“官厅”烟，抽出一根，却没有立刻点燃。他用那双布满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灰的手，慢慢捻着烟卷，目光在吴普同和吴家宝脸上扫过，最后落在跳跃的灯焰上，仿佛在下着很大的决心。
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吴小梅慢慢咀嚼食物的细微声响。
“有个事，跟你们说说。”吴建军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干涩，带着长途跋涉后的疲惫，却又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决，“孩子们都大了。普同也上大学了，是文化人了。家宝呢，也十七了，半大小伙子，在工地上也能顶个人用。”他顿了顿，像是在组织语言，“我想着……趁着我还干得动，再向村里申请一片宅基地。”
这话像一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李秀云夹菜的手停在了半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吴家宝咀嚼的动作慢了下来，眼神里闪过一丝困惑，随即低下头，盯着碗里的饭粒。吴普同心里也是“咯噔”一下，他瞬间就明白了父亲话里的含义。在农村，宅基地意味着房子，房子意味着成家立业的根基。父亲这是在为他们兄弟俩的将来做打算了。毕竟，两个男孩子，总不能一直挤在一处院子里。
“咱家现在这处，”吴建军用夹着烟的手指了指脚下，“将来……总得有个说法。再盖一套，你们兄弟俩，将来……也好说对象。”他把“说对象”三个字说得很轻，却像重锤一样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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