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余威终于在九月的连绵秋雨中被涤荡殆尽，空气里开始夹杂着桂花的暗香和落叶的微凉。漫长的，被思念与农活填充的暑假，如同一个被缓缓合上的厚重册页，终究是翻了过去。当吴普同再次背起行囊，踏上返回保定的路途时，西里村吴家的新房子已然彻底完工。红砖青瓦，窗明几净，在秋日高远的天空下，静静地矗立在老屋后方，只待内部湿气散尽，过了这个秋天，便可乔迁新居。这栋凝聚着父母心血与期望的新房，像是一个坚实的锚点，让吴普同的离家少了些许漂泊感，多了几分对未来的笃定。
重返保定农业大学，校园仿佛一位经过短暂休憩后重新梳妆的巨人，迅速恢复了它固有的生机与秩序。林荫道上再次挤满了拖着行李箱、面带新鲜与憧憬神色的新生，以及那些步履匆匆、眼神中多了几分沉稳与规划的老生。喧闹的人声，自行车铃铛的脆响，以及广播站里传来的略带杂音的迎新通知，共同奏响了新学期的序曲。
吴普同提着行李，推开316宿舍那扇熟悉的木门。一股混合着灰尘、汗味和旧书卷气息的味道扑面而来，是独属于这个空间的、令人安心的“家”的味道。宿舍里已经有人先到了，康大伟正手脚麻利地擦拭着自己的书桌，见到他，热情地打了个招呼；李学家则依旧瘫在自己的床上，捧着本武侠小说，仿佛一个暑假都未曾挪动过位置；张卫平的床铺空着，但桌面上多了几本厚厚的、与专业无关的书籍。
放下行李，简单归置。吴普同站在宿舍中央，环顾这个即将承载他第三年大学时光的小小空间，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感受。他，吴普同，已经是一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这个身份意味着，大学时光已然过半，青春的沙漏正以无可挽回的速度流逝，而人生的岔路口，似乎已在不远处隐约浮现。
随着课程的展开，吴普同清晰地感受到了大三与之前两年的不同。那些令人头疼的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等基础公共课大多已成为过去时，课程表上取而代之的是《动物遗传育种学》、《配合饲料学》、《畜禽环境卫生学》等更具专业性的课程。课堂不再像以前那样挤满不同专业、乌泱泱的学生，而是变成了小班授课，老师与学生的互动更多，讲授的内容也更加深入和贴近实际。学习的压力似乎并未减轻，但性质发生了变化，从广泛的基础知识积累，转向了更具方向性的专业深耕。更重要的是，课表上出现了大片的空白，留给学生自主安排的时间显着增多了。
这种变化，在316宿舍这个小社会里，立刻催生出了更为鲜明的人生路径分野。
康大伟和梁天赋是变化最显着的两个。他们仿佛突然被注入了无限的能量，忙得脚不沾地。康大伟作为班长，本就负责不少班级事务，如今更是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入党”这件事情上。他的书桌上，除了专业书，还摆上了《党章》、《毛泽东选集》以及各种思想汇报材料，经常伏案写到深夜，神情严肃而专注。他说话的腔调也似乎比以前更“正式”了些，动不动就是“组织上”、“思想上要重视”。
而梁天赋，则俨然成了宿舍乃至整个学院的“风云人物”。关于他当选校学生会主席的消息，早已在开学初就不胫而走。他回宿舍的时间越来越晚，甚至常常夜不归宿。即使偶尔出现，也是行色匆匆，电话不断，口中谈论的不再是游戏或女生，而是“活动审批”、“场地协调”、“与校领导沟通”等让吴普同感到陌生又遥远的词汇。他的穿着愈发讲究，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甚相符的、刻意营造的沉稳与权威感。他偶尔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宿舍其他人的“碌碌无为”表示一下“关心”，那种志得意满，几乎要从每个毛孔里溢出来。
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政和杨维嘉。这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另一条路——考研。他们的生活骤然变得极其规律且单调。每天天不亮，李政的床铺就空了；晚上熄灯前，才能看到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眼镜片后的双眼常常布满血丝。他的书包里永远塞满了英语词汇书、政治复习资料和各种专业课的考研真题。杨维嘉则更是彻底，他几乎把宿舍当成了旅馆，只有睡觉时才回来，其余所有时间都泡在了图书馆那个固定的、需要早早去占的座位上。两人在宿舍里碰面，交流的话题也几乎只剩下“你复习到哪儿了？”“那个辅导班怎么样？”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无声的、却压力巨大的竞争氛围。
李学家和张卫平则仿佛是两个独立的星球，兀自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李学家依旧延续着他“宅男”的本色，对窗外事充耳不闻，不是睡觉就是看小说，偶尔对着镜子打理他那过分白皙的皮肤，对考研、入党、社交统统不感兴趣，仿佛大学于他而言，只是一个提供住宿和文凭的漫长假期。张卫平则更加神出鬼没，谁也不知道他具体在忙什么，打工？自学其他技能？他从不与人交流，沉默得像一块石头，只有那日渐沉稳的眼神，暗示着他内心的某种坚持或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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