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的“大学梦”破碎后，杨冬权没有像旁人那样垂头丧气，更没有自怨自艾，脸上依旧带着股撞不碎、压不垮的韧劲。
村里不少年轻人遭遇升学落空，要么躲在家里蒙头大睡、以泪洗面，要么破罐子破摔，整日扎堆摸鱼偷懒，彻底断了读书出头的念想，唯独杨冬权，把所有不甘都死死压在心底，半点不外露。
白天，他扛着锄头领着全队社员在田埂上“战天斗地”，顶着毒辣的秋日烈阳抢收庄稼、翻整土地。
汗水顺着黝黑粗糙的脸颊不断滚落，砸在干裂的黄土地上，瞬间蒸发成一缕白汽，浸透了那件洗得发白、打满层层补丁的粗布褂子，后背的衣料硬邦邦结着一层盐霜。
他的手掌磨出了层层厚厚的老茧，虎口位置还有几道被禾秆划破的细小血口，被汗水浸泡得发疼，指甲缝里死死嵌满黑褐色的泥土，怎么抠都抠不干净，却从早到晚没喊过一句苦、没叫过一声累。
到了晚上，全队上下的人都收了农具歇脚放松，男人们凑在晒谷场抽旱烟、扯闲话，女人们扎堆纳鞋底、唠家常，整个村子都浸在慵懒松弛的暮色里。
唯独杨冬权，草草啃完两个冷硬的玉米面窝头，擦把脸就钻进低矮的土坯房，躲在一盏昏黄摇曳的煤油灯底下，借着微弱昏暗的灯光抓紧一切零碎时间学习。
他舍不得多耗煤油，灯芯只挑了细细一小截，灯光昏昏暗暗，勉强能看清书页字迹，稍一抬头就满眼黑影，哪怕每晚只有短短半个时辰的学习时间，他也视若珍宝，一分一秒都不肯浪费。
杨冬权打小就天资聪颖、酷爱读书，是十里八乡少见的识字能人、文化苗子，在普遍目不识丁的村子里，妥妥的拔尖“文化人”。
也正因这份实打实的学识与靠谱稳重的性子，从1975年开始，他就被全体社员一致推选为生产队会计。
说是生产队会计，可队里里里外外、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琐事，全都压在了他一个人肩上。
每日精准记工分、月底核算全队收成、秋收后按人口和劳力分粮分菜，还要配合队长排布每日农活、调解邻里宅基地纠纷、处理社员间的口角矛盾，大事小情无一不包，活脱脱是生产队任劳任怨的“大管家”和兜底“大家长”。
日复一日的繁杂琐事，把他的时间撕扯得支离破碎，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团团转，连好好歇口气的功夫都没有。
可即便深陷无尽劳作与琐事之中，他心底那团读书求学、走出山村的火苗，从来没有彻底熄灭过。
只要能从邻里、知青、旧书摊借到的图书、报刊，哪怕是卷了边角、缺了扉页、纸页泛黄发脆的旧书旧报，他都视若稀世珍宝。
每一本借来的书，他都会用干净粗布仔细擦去浮尘，小心翼翼压平卷翘的书页，逐字逐句反复研读，连页边旁人随手批注的小字、页眉页脚的注释都逐一吃透，半点不肯放过。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的时候，他常常会把房门闩得死死的，隔绝外面所有声响。
他学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标准声调，一字一句、抑扬顿挫地大声朗读报刊文章，声音清亮沉稳，穿透薄薄的土墙，在寂静的小院里缓缓回荡。
哪怕无人倾听、无人认可，他也读得格外认真、格外专注，仿佛每一次朗读，都是在向自己的大学梦靠近一分。
旁人笑他傻、笑他痴，说这年头读书无用、不如种地挣工分，可只有杨冬权自己清楚，这是他被困山野、困于农耕生活里，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
1977年9月，萧瑟秋风席卷山野，田埂上的野草层层泛黄，枝头的秋叶簌簌飘落，秋意彻底铺满了整片乡村大地。
大队的赤脚医生归怡，刚刚从南京老家探亲归来，作为扎根乡村的城市插队知青，她眼界更广、消息远比村里所有人灵通。
归怡一回到村里，放下行李就第一时间找到了埋头算账的杨冬权，脸上难掩激动，眼神里满是迫切。
她一把拉住杨冬权满是薄茧的胳膊，语气急促又认真：“冬权，我听家里人说，今年要正式恢复高考了！你底子最好、学识最高，赶紧停下杂事专心复习备考，你肯定能考上！”
杨冬权整个人骤然僵住，手里记账的炭笔“咔哒”一声，笔尖轻轻断裂在粗糙的草纸上。
他眼底猛地炸开一抹璀璨的光亮，那是蛰伏多年、被压抑许久的求学渴望，是深埋心底的梦想火种，转瞬就要燎原。
可这抹光亮仅仅闪烁了一瞬，就被现实的厚重阴霾彻底覆盖，迅速黯淡殆尽。
他垂下眼皮，看着满桌密密麻麻的工分账目、粮食台账，喉结狠狠滚动了几下，苦涩地摇了摇头，抬手轻轻挣开了归怡的手。
“别逗我了。”他扯出一抹无力的苦笑，声音低沉又疲惫，“高考停了整整十年，早就成了过去式，哪能说恢复就恢复。”
“再说队里一摊子烂事全都压在我身上，秋收收尾、工分核算、粮食分配，桩桩件件都耽误不得，我根本抽不出半点空闲，哪有时间复习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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