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州襄阳城南，汉江如练，绕着一片错落的青砖黛瓦缓缓东流。武周长寿二年（693年）的深秋，一艘乌篷船泊在渡口，船头立着一位身着青衫的老者，鬓角已染霜色，却双目如炬，望着江面上来往的官船商船，眉头微蹙。此人便是时年68岁的张柬之，刚从蜀州刺史任上卸任，正要前往荆州赴任大都督府长史。这已是他十年间第三次被贬迁，从繁华的神都洛阳，一步步被推向南方的烟瘴之地。野史《唐阙史》中曾记载，张柬之年轻时曾在襄阳城南的“鹿门山书院”苦读，与当时的隐士孟浩然有过交集。一日，二人同游鹿门寺，孟浩然见他手不释卷，叹道：“先生之才，当为廊庙之器，何久困林泉？”张柬之抚须笑答：“良禽择木而栖，今上（指武则天）虽女主，却能纳贤才，待时而动即可。”这段记载虽不见于正史，却勾勒出张柬之早年的心境——他并非甘于隐世的隐士，而是在等待一个能施展抱负的时机，哪怕这个时机，一等就是四十年。
唐朝初年的选官制度，仍残留着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阀遗风。张柬之出身襄阳张氏，虽为地方望族，却非关中世家或山东士族，在京城官场缺乏根基。他二十岁便考中进士，按例被授予“秘书郎”一职，负责掌管宫廷典籍。这本是个清贵的起点，可他性子耿直，不屑于攀附权贵，更不愿参与朝堂上的派系之争，久而久之，便成了同僚眼中“不合时宜”的人。野史《朝野佥载》里有个小故事：高宗上元年间，张柬之在秘书省任职时，上司李义府（武则天早期宠臣）想拉拢他，以“提拔为着作郎”为诱饵，让他在一件冤案中作伪证。张柬之当场拒绝，说：“公为宰辅，当辨冤屈，而非罗织罪名。柬之虽微，却知‘直道’二字，断不可为。”李义府恼羞成怒，此后便处处打压他，将他外放为清源（今福建泉州）县丞。这一去，便是二十年。在清源任上，张柬之并未消沉。野史记载他“劝农桑，兴学校，抑豪强”，把一个偏远小县治理得井井有条。当地百姓为他立了“德政碑”，碑文中称他“视民如子，革弊如切”。可这些政绩，却难以传到京城——当时的地方官若无人举荐，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难有晋升之机。直到调露元年（679年），44岁的张柬之因“治县有功”，被调回洛阳任监察御史，才算重新踏入权力中枢的边缘。
监察御史虽官阶不高（正八品下），却有弹劾百官的权力。张柬之上任后，便盯上了当时炙手可热的权臣武承嗣（武则天侄子）。武承嗣为了争夺“皇嗣”之位，诬陷皇孙李重润（唐中宗之子）谋反，导致李重润被处死。张柬之搜集了武承嗣构陷的证据，在朝堂上直言进谏，请求高宗彻查。可此时武则天已临朝称制，正着力扶持武氏族人，张柬之的谏言不仅被驳回，还被贴上“离间宗室”的标签，再次外放为合州（今重庆合川）刺史。这一次外放，又是十五年。从合州到蜀州，再到荆州，张柬之的足迹遍布南方，年近七旬，却还在地方官的任上辗转。野史《襄阳耆旧记》中说，他在荆州任上时，曾写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贴在府衙的墙上，既是自勉，也是对命运的不甘。当时的荆州百姓，只知这位老刺史清廉正直，却没人想到，这位看似平凡的老者，日后会搅动整个大唐的政局。
武周久视元年（700年），神都洛阳的宰相府内，狄仁杰正与武则天商议朝政。武则天晚年，虽仍牢牢掌控着皇权，却也开始担忧继承人问题——是传位给侄子武三思、武承嗣，还是传回给儿子李显、李旦？朝中大臣分为两派，争论不休。狄仁杰一直主张“还政李唐”，见武则天面露愁容，便趁机进言：“陛下若立武氏子为嗣，千秋之后，太庙中岂有姑母的位置？不如召回庐陵王（李显），立为太子，既可安天下人心，又能保全自身祭祀。”武则天沉默良久，未置可否，转而问道：“朕近来觉朝中缺少能断大事的宰相，你可有人选推荐？”狄仁杰早有准备，脱口而出：“荆州长史张柬之，虽年近八十，却有王佐之才，若用之，必能为陛下分忧。”武则天皱眉：“如此高龄，尚能理事？”狄仁杰坚持：“张柬之精力过人，且深谙朝政利弊，比那些年轻却只会迎合的官员强百倍。陛下若不信，可召他来洛阳一试。”这段对话，在野史《狄梁公传》中有更生动的记载：狄仁杰为了举荐张柬之，先后三次向武则天进言。第一次举荐后，武则天只给张柬之升了个“洛州司马”（从五品下）；第二次，狄仁杰又说：“陛下用张柬之，却只给了司马之职，是大材小用。”武则天无奈，将张柬之升为“秋官侍郎”（刑部副部长，正四品上）；直到第三次，狄仁杰跪在武则天面前，语气恳切：“臣举荐张柬之，是为宰相之位，若不能委以重任，不如不用。”武则天被他的执着打动，最终点头：“朕依你，召张柬之入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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