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省委大院东北角，那片副省级以上领导居住的区域，静谧得如同与世隔绝。
一栋栋异国情调的小楼掩映在浓密的绿荫中，只有几盏庭院灯散发着清冷的光。
高育良的英式小楼，书房的灯光依旧亮着。
作为学者型官员，他习惯了在夜深人静时思考。此刻，他正戴着老花镜，细细研读一份关于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在基层调研时的讲话稿，试图从字里行间揣摩这位新“班长”的执政思路和行事风格。
当秘书打电话通报，说公安厅的祁同伟厅长深夜到访，并且没有预约时，高育良颇感意外。
他放下手中的报告，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这个最让他得意、也最让他操心的学生，在这个节骨眼上深夜来访，绝不会是简单的问安。
祁同伟走进书房时，高育良已经泡好了一壶上好的龙井。
书房里弥漫着淡淡的茶香和书卷气，墙上挂着他亲笔题写的“宁静致远”四个大字，笔力雄健，一派大家风范。
“老师，这么晚了还打扰您。”祁同伟两手空空，神情肃穆，与平日里那个总会带些名贵茶叶或古玩的学生判若两人。
他没有去看那熟悉的字画，也没有去欣赏窗外的园景，只是笔直地站在那里，深深地鞠了一躬。
高育良扶了扶眼镜，仔细地打量着他。
祁同伟的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浮躁和急切，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罕见的沉静，一种仿佛经历过大风大浪后的深邃。
“同伟啊，坐吧。出什么事了？这么严肃。”高育良指了指对面的红木圈椅，语气温和，但眼神中带着一丝探寻。
祁同伟没有坐，而是依旧笔直地站在书桌前，像一个正在接受检阅的士兵，也像一个准备坦白一切的罪人。
“老师，我是来向您负荆请罪的。”
高育良心中一凛，端起茶杯的手在空中停顿了一下。
他放下了手中的报告，身体微微前倾，示意祁同伟继续说下去。“请罪？请什么罪？”
祁同伟的脸上，露出了恰到好处的惭愧和懊悔，那份诚恳，足以让任何人都为之动容。“老师，我最近思想上出了些问题，险些犯下大错。我想晋升副省长，这个想法，蒙蔽了我的眼睛。”
他开始了一场精心准备的、剖心沥胆的“交心”式汇报。
他坦白了自己为了上位，曾一度产生了讨好李达康的“幼稚想法”，甚至在丁义珍的问题上，也曾有过片刻的犹豫。
“我把官场想得太简单了，把斗争想得太简单了。”祁同伟的语气诚恳无比，“我甚至还动了向李达康靠拢的念头，想着在明天的会上，顺着他的意思说几句话，卖他一个人情。我觉得这很幼稚，很危险。我差点就忘了，我祁同伟是谁的学生，是谁一手提拔起来的。”
高育良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温热的茶杯。
他最欣赏的，就是祁同伟这股子“上进心”和“灵活性”，但他最担心的，也正是这股“灵活性”会让他走上邪路，成为墙头草。
现在看来，自己的学生，似乎在一夜之间“成长”了，学会了悬崖勒马。
祁同伟话锋一转，将自己的“转变”归因于对时局的清醒认识。
“但是，沙书记来了。他的风格，您也看到了，雷厉风行，不留情面。还有北京最高检的态度，如此坚决。我一夜没睡，想了很多，想明白了。我们汉东的天，要变了。过去那种和稀泥、讲人情、搞平衡的做法，在新书记面前，行不通了！在当前的反腐高压态势下，任何的小聪明、小算盘，都是在自掘坟墓！”
这番话，让高育良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他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祁同伟能有这番见地，说明他没有被权力冲昏头脑。
接着，祁同伟以退为进，将个人的“投机”行为，上升到了整个派系生死存亡的高度。
“老师，我险些因为个人的政治前途，而损害了我们整个汉大帮的声誉，损害了您的威信。”他痛心疾首地说道，“如果我明天真的附和了李达康，外界会怎么看？他们会说，您高育良的学生，在关键时刻倒向了李达康！这不仅是打我的脸，更是打您的脸啊！”
高育良的脸色沉了下来。
祁同伟说到了他的痛处，这正是他最担心发生的事情。
“丁义珍这颗雷，绝不能在我们手里炸响。我们不能保，也保不住！”祁同伟的语气变得斩钉截铁，“所以，我们必须主动、坚决地配合最高检，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我们不仅要抓，还要第一个冲上去抓，抓得最漂亮！这才是向沙书记和省委表忠心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汉大帮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唯一正确的选择！”
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格局宏大。
高育良心中的最后一丝疑虑也烟消云散。
前世，他一直担心祁同伟会为了上位而倒向李达康，现在，祁同伟主动“坦白”，并提出了如此“正确”的政治路线，让他彻底放下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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