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4月，迟来的春风终于携带着暖意，吹拂过欧洲大陆伤痕累累的土地，嫩绿顽强地覆盖着旧日的弹坑。
1918年4月15日至18日，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
这并非一场传统的胜利者分赃会议，而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在特殊背景下举行的国际聚会。
受邀前来的代表，并非全是帝国的亲密盟友，更多是曾经的敌人或目前陷入绝境的各方势力代表。
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座由帝国牢牢控制的古城，名义上是应德意志帝国的“人道主义”邀请，共同商讨如何应对肆虐全球、不分敌我的“西班牙流感”，但所有明眼人都清楚，这实质上是一次德国精心策划、用以展示其无可撼动的主导地位、并施加决定性政治影响力的舞台。
与会者名单本身就折射出欧洲权力格局的剧变：
法国政府代表来自巴黎的政权，控制着不足原法国三分之一的领土，（另外三分之一分别由法西斯政权，共产主义政权控制着）总理乔治·克里蒙梭虽因国内焦头烂额而未能亲至，但派出了心腹全权特使，神情凝重而屈辱。
英国流亡政府代表来自遥远的加拿大，代表着原首相劳合·乔治的残余权威，地位尴尬，影响力如风中残烛，在会场中备受冷落。
英国独立工党及工会联盟代表直接从战火与瘟疫交织的英伦三岛冒险前来，他们反映了英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战、厌战情绪和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潮。
而内部的法西斯政权也暗流涌动着，对伦敦流亡政府和柏林帝国政府都抱有批判态度。
意大利各分裂政权代表分别来自亲德的北意大利王国、刚刚复辟且地位超然的教皇国、以及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和新独立出来的撒丁王国，他们彼此之间关系微妙，互相提防，却又不得不共同面对来自北方的强大压力。
会议在慕尼黑庄严的国王广场旁一座宏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内举行。会场气氛极其复杂和微妙，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与会代表们大多面色沉重，眼神中交织着焦虑、疲惫与一丝不易察觉的敬畏。
他们的国家正被流感和战争的后遗症双重折磨，社会秩序濒临崩溃，而眼前这个他们曾倾尽全力试图击败的敌人，却似乎在这场全球性的浩劫中显得游刃有余，秩序井然。
威廉皇帝并未亲自出席所有的技术性会议，但在关键的开幕式和最终的总结会议上，他准时出现，身着庄重的礼服，神情严肃而自信，威廉皇帝由帝国卫生部长和数位德国顶尖的医学专家陪同。
在开幕式上，林晓的发言摒弃了浮夸的辞藻，直接切入主题：“先生们，我们聚集于此，并非为了争论过去的恩怨，而是为了应对一个我们共同面对的、无形的、且同样致命的敌人瘟疫，它不识别国籍与军服，它对所有人类一视同仁。”
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清晰地传遍会场。
随后，德国的医学专家们系统地、详尽地介绍了帝国在疫情监测网络建立、早期预警、强制隔离措施、大规模公共卫生宣传、关键物资调配以及医疗资源优先保障等方面的“成功经验”。
他们展示了图表、数据模型和实地拍摄的影像资料，证明这些措施如何有效地压平了德国的疫情感染曲线，降低了死亡率。
整个介绍过程条理清晰，数据详实，提供的方案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令在场的各国代表既感到震惊于德国的高效与严酷，又不得不从内心深处佩服其成效。
然而，德国的援助并非无条件的慈善。在非公开的会谈和晚宴上，德国外交官和卫生官员明确地向各方传递了信息：帝国愿意提供详尽的技术指导、分享全套防疫方案流程，甚至可以考虑在“评估需求与可行性后”，有限度地出口一些关键的药品和医疗设备。
但前提是接收国需要“展现出足够的诚意与合作的意愿”，并“在国内具备有效执行这些先进方案所必需的政治统一性、社会动员能力和行政执行力”。
这些隐晦的措辞，明确地指向了政治上的妥协与合作，例如，对法国的特使，暗示其需进一步明确与德国的“特殊关系”及在未来欧洲格局中的定位。
对加拿大来的英国流亡政府代表，则近乎直白地提醒其认清“现实政治”，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争吵不休的意大利各政权代表，则鼓励他们“以整体利益为重”，加强内部整合并与柏林的外交政策保持协调。
这场历时四天的慕尼黑会议，表面上关乎全人类的公共卫生福祉，实则是一次精心策划、高效执行的地缘政治实力展示。
它让所有参与者，无论是心怀不甘的前敌人，还是寻求生路的弱小势力，都清晰地认识到一个冰冷的事实：
在当下的欧洲，解决任何重大问题无论是结束战争还是抵御瘟疫都绝对无法绕开柏林的意见、支持和默许，帝国的软实力与硬实力，通过此次独特的会议，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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