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很安静，但王建国能感觉到，空气中流动着某种被压抑已久的、即将喷薄的情绪。
他坐在中排靠边的位置，目光扫过台下黑压压的人头，看到许多年轻的面孔上闪着光，那是一种混合着理想主义和跃跃欲试的神情。
他也看到一些老同志，眉头微蹙，沉默地抽着烟，眼神里是阅历堆积起来的审慎。
动员会结束后，各司局、各单位很快行动起来，纷纷召开座谈会。
王建国所负责的技术司和下属几个重点建设单位也不例外。
作为司里主持工作的老司长长期病休，他无可回避地被推到了前台，需要组织会议，听取意见。
回到指挥部兼司办公室，王建国把自己关在屋里很久。
他点了一支烟，却没有抽几口，任由青烟袅袅上升。他内心很复杂，像搅动了一池原本试图保持平静的深水。
一方面，他并非看不到问题。
这些年，从骨胶、蛋白胨到正在艰难推进的明胶和更前沿的生物制剂探索，一路走来，他身处技术和建设的核心，也身处庞大行政体系的末端与开端。
他真切地感受到，工作中确实存在效率不高、流程繁琐、有时候决策缓慢甚至因领导个人偏好而偏离技术最优解的情况。
他也见过个别从地方或部队转业来的干部，对专业技术一知半解，却习惯于用行政命令代替科学论证，有时不免让人感到“外行领导内行”的掣肘。
他甚至能理解，为什么文件要反对“官僚主义”。
如果“鸣放”真的能切中肯綮地指出这些弊端，推动工作方法的改进，减少不必要的内耗，那对国家的建设事业无疑是有利的。
他内心深处，也渴望一个更高效、更尊重科学规律的工作环境。
但另一方面，两年前“肃反”运动中那根绷紧的弦，从未真正放松。
戴立春事件的阴影，陈经纬、刘德培等人“历史问题”上那悬而未决的“继续考察”，都像暗礁一样提醒着他政治水情的复杂与险恶。
提意见？怎么提？提什么？对谁提？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话听起来让人热血沸腾，但“言者无罪”的保证，在具体的人事和政治语境中，真的能完全兑现吗？
他想起自己当年在苏联专家面前坚持己见时的艰难，想起为了在“肃反”中保护几个技术人员所承受的压力和那份语焉不详的反馈。
意见一旦出口，就脱离了控制，会被如何记录，如何解读，如何上报，甚至如何被别有用心地利用，都成了未知数。
他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警惕。
然而，形势比人强。
运动的浪潮已经涌到脚下，他不能，也无法置身事外。
消极抵抗或敷衍了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很可能被解读为对运动不积极，甚至是抵触。
他必须有所行动，而且要表现得积极、主动、诚恳。
他首先召集了司里和指挥部核心骨干的小范围会议。
除了布置当前的生产技术任务，他着重谈了整风运动。他的语气是平和的，甚至带点凝重。
“同志们，部里和中央的指示精神，大家都学习了。帮助D整风，改进我们的工作，这是好事，也是大事。”他环视在座的人，有像陈经纬这样已经沉稳不少的技术中坚，也有刘德培这样只知道埋头干活的老工人代表，还有一些年轻的技术员和行政干部。
“我们要认真对待，”
王建国继续说，字斟句酌，
“作为技术部门，我们提意见，反映问题，我认为要把握几个原则。第一，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夸大，不缩小，更不捏造。提意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发泄情绪，或者搞人身攻击。第二，要出于公心。要从有利于工作、有利于事业、有利于团结的角度出发，不能掺杂个人恩怨，更不能借机打击报复。第三，要注意方式方法。可以在会上说，也可以写书面材料，通过组织渠道反映。要讲究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
他停顿了一下，看到有人点头，有人若有所思，也有人似乎觉得他太过“老成持重”。
他加重了语气：
“尤其是我们搞技术的同志，习惯了用数据和逻辑说话。提工作上的意见，最好也能有具体事例，有分析，有建议。空泛的批评，或者只破不立，效果未必好。”
他最后说：“司里和指挥部会按照上级要求，组织座谈会。希望大家认真准备，抱着对D负责、对事业负责的态度，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会上的发言，我们安排人记录，汇总后上报。”
散会后，陈经纬留了下来，等其他人都走了，他才推了推眼镜，低声道：
“王司长，这运动……风声好像有点紧。我们……”
他欲言又止。
王建国明白他的担忧。
陈经纬的海外关系，始终是个隐痛。
“经纬，该说的话，还是要说。但说什么，怎么说，你把握分寸。多谈具体技术工作，谈遇到的困难，谈改进的建议。其他的……”
王建国没有说下去，只是给了陈经纬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陈经纬领会了，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动员是做了，原则也强调了，但王建国知道，情绪的闸门一旦被某种宏大叙事和“畅所欲言”的承诺所撬动，水流的方向和力量，往往不是几个原则所能完全框定的。
尤其是对那些年轻、热情、对旧有弊端积郁了不满、又对“帮助D”抱有真诚理想的人来说。
沈星雨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司里新调来不久的副处长，三十出头，身材瘦高，戴一副黑框眼镜，留过毛，真正的科班化工专家，理论功底扎实，思想活跃。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对技术有着近乎虔诚的信仰，对一切他认为阻碍技术进步的“非技术因素”都深恶痛绝。
他来之后，王建国很欣赏他的专业能力，在一些项目论证中也听取过他的尖锐意见，觉得虽有偏激，但往往能切中要害。
只是，沈星雨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和理想主义色彩，以及毫不掩饰对“官僚习气”的鄙夷，也让王建国隐约有些担心。
“鸣放”开始后，沈星雨很快成为司里，乃至部里相关单位座谈会上的焦点人物。
他几乎有会必到，到会必发言，发言必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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