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北的周一早晨，风比昨天更硬了些。
江川拉开维修店卷帘门时，金属摩擦的声被风撕成碎片，卷着几片碎纸贴在对面的蓝色帆布棚上。
那是小李快修的棚子，今天支得更早，浅棕色头发的老板正蹲在地上拆纸箱，里面露出一堆花花绿绿的手机支架，塑料壳在灰蒙蒙的天光下闪着廉价的光。
早啊小川。张师傅已经坐在小马扎上了，面前摆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手里的扳手敲得车链响。
老头今天穿了件深蓝色的旧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是以前钢厂发的，胸口还印着模糊的安全生产四个字。
江川了一声，把帆布包扔在旧木桌上。
包里是两个红糖馒头，林暮走前蒸的最后一锅，用塑料袋裹了三层，现在还有点余温。
他没像往常那样立刻开工，而是靠在门框上，盯着对面看了会儿。
小李快修的价目表昨天就贴好了，红底黄字，贴在最显眼的竹竿上：补胎8元，换刹车线15元，修台灯10元......
每个价格后面都画了个小小的手机支架图案，旁边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修就送。
这会儿已经有两个穿校服的学生站在棚子下，其中一个正举着新得的粉色支架，对着手机调整角度，另一个手里捏着张10元纸币，等着贴膜。
那支架看着不结实。张师傅不知什么时候凑了过来，老花镜滑到鼻尖上，塑料薄得跟纸似的，用不了半个月就得断。
江川没说话，从工具箱里翻出个铁盆，倒了半盆水，开始擦昨天没洗完的零件。
油污漂在水面上，聚成彩色的圈圈，被他用抹布一下下抹开。八点多，往常这时候该有第一个来打气的老头了，今天却连个影子都没有。
只有风卷着垃圾在空荡荡的街道上滚，发出的声响，像谁在低声叹气。
九点半，终于来了个穿灰夹克的男人，推着辆电动车，车胎瘪了一半。
江川放下抹布站起来：补胎？
男人点点头，眼睛却瞟着对面，多少钱？
10块。江川弯腰检查轮胎，扎了个小钉子，不算麻烦。
对面才8块，还送个手机支架。男人往后退了半步，脚在地上蹭了蹭，你这能便宜点不？
江川直起身，手里还捏着那个带血的钉子：不能。
他指了指墙角堆着的补丁胶，我用的泰克胶，能顶三年，他那8块的，最多三个月就得再漏。
男人犹豫了，眼睛在江川的补丁胶和对面的粉色支架之间来回转。
风又吹过来，带着对面飘来的笑声，那个浅棕色头发的小李正把一个黄色支架塞给刚才贴膜的学生，拍着对方的肩膀说了句什么，逗得学生直笑。
那我去对面看看。男人最终还是推起电动车，往马路对面走。
路过小李快修棚子时，他回头看了江川一眼，脚步有点急，像是怕江川突然喊住他似的。
张师傅在后面叹了口气，继续敲那辆二八大杠的车链：都是图便宜的，哪知道一分钱一分货。
江川没接话，把那个钉子扔进铁盆，水花溅起来，在他手背上留下几个油点。
他拿起抹布擦手，擦了半天也没擦干净，那些油污像是渗进了皮肤纹理里，和他指节上的茧子混在一起，成了洗不掉的印记。
中午十二点，太阳爬到头顶，却没什么温度。
江川坐在小马扎上，翻开蓝色硬壳笔记本算账。
一上午就来了两个人：一个换了截自行车辐条，收了5块；一个修了电水壶开关，收了15块。
总共20块，连张师傅半天的工钱都不够。
对面小李快修却排起了小队，都是些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手里捏着手机或小电器，等着修完领支架。
浅棕色头发的小李忙得团团转，额头上冒汗，却一直咧着嘴笑，时不时把支架塞进顾客手里，动作熟练得像在发传单。
江川数了数铁盒里的钱，5块的两张，10块的一张，还有三个1块的硬币。
他把硬币摞在桌上，摞得整整齐齐，又用手指把它们推倒，发出一声轻响。
张师傅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从帆布包里掏出个馒头，慢慢啃着。
下午两点多，来了个拎着电饭煲的老太太，说是煮不熟饭。
江川拆开底座，发现加热盘坏了，得换个新的。45块，原厂加热盘。
老太太耳朵有点背，凑到江川脸前：多少？
45。江川又说了一遍，指了指零件盒里的加热盘，上面印着美的原厂的字样。
对面说换个盘才35！老太太嗓门突然大了起来，震得江川耳朵嗡嗡响，还送个能架手机的玩意儿！你这太贵了！
他那35的是翻新盘，用半年就得烧。江川把加热盘放回盒子，我这原厂的能用三年，算下来一天才四分钱。
老太太显然没算过这个账，只是一个劲摇头：贵了贵了，我去对面问问。
她拎着电饭煲，脚步蹒跚地过马路，走到小李快修棚子下时，浅棕色头发的小李立刻迎上去，接过电饭煲，对着老太太比画着说了半天，然后从桌上拿起个绿色支架，塞进老太太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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