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最苦是夫妻，朝夕相对隔层皮。
若把良心亏待了，枕边人变索命旗。
话说嘉靖四十年间，湖广黄州府麻城县有一位富商，姓张名子厚，表字载之。这张子厚祖上原是务农的，他父亲张老春靠着几亩薄田和一手酿酒的手艺，在麻城开了家小小的酒坊。张子厚自幼便跟着父亲跑买卖，十四五岁上已经能独自料理账目，二十岁那年父亲病故，他接手了酒坊，凭着灵活的头脑和勤恳的性子，不到十年便将那间小酒坊经营成了麻城数一数二的烧锅作坊，后来又涉足布匹、粮油，家资越来越厚，到三十岁上，麻城人都叫他“张半城”，说麻城有一半的铺面是他开的。
张子厚二十六岁时娶了城东陈秀才的女儿陈氏为妻。陈氏生得端庄温厚，性子贤淑，过门后为张子厚生了一子一女，把内宅上下打理得妥妥帖帖。张子厚在外头忙生意，回家便有热汤热饭、温柔言语伺候着，夫妻二人琴瑟和鸣，十几年未曾红过脸。街坊邻里都说张子厚这人没什么大毛病，就一样——心太善。逢年过节他总要给城里的孤寡老人送米送酒，外头有人赊账欠债的，他从不逼得太紧，顶多上门催一两回便算了。
可张子厚心里藏着一件事，二十年来从没对人提起过。那事像一根细刺扎在他心口最深处，平日里忙忙碌碌不觉得，可每逢夜深人静、四下无人时，那根刺便要隐隐作痛。
事情要从二十年前说起。那年张子厚刚十八岁，他爹张老春还活着，酒坊的生意半大不小，张子厚除了帮家里打点，偶尔也去岳父陈秀才的当铺里帮忙看账。陈秀才是个老好人，开当铺三十多年从没跟人红过脸，麻城人都信得过他。
那一年的腊月廿八，天寒地冻，铺子正要关门歇年，忽然闯进来一个女人。那女人约莫三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靛蓝棉袄，头上裹着块粗布头巾，脸冻得青紫，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包袱。她一进门就扑通跪在柜前，哭道：“陈掌柜，求您行行好，收了我这包袱罢，我实在没法子了。”
陈秀才和蔼地问她什么来历，那女人含泪说她姓乔，丈夫三年前死了，撇下她和一双儿女。前些日子家里又遭了火，房子烧了个精光，她带着孩子住在城郊破庙里，这个包袱里是她婆婆临终前留给她的一对玉镯，说是祖上传下来的，本不该当，可如今实在揭不开锅了，孩子们都饿了两天了。
陈秀才打开包袱看了看，里头是一对素白的老玉镯，玉质温润，确实值些银子。他正要开价，张子厚在旁边忽然插嘴道：“岳父，这对镯子样式太老，怕是值不了几个钱。您看这玉色虽白，可里头有棉絮纹，是次品。”说着拿起镯子对着门口的光亮照了照，啧啧摇头。那女人急了，抓着张子厚的袖子道：“这位小哥，你仔细看看，这是我婆婆的嫁妆，听说还是她外婆那辈传下来的，少说也有一百多年了，怎么会是次品？”张子厚却板着脸道：“百年的东西也不一定就好，你看这镯子边缘还有裂纹，怕是值不了三两银子。”
陈秀才本要说这玉镯至少值十五两，可张子厚朝他使了个眼色，老秀才素来信任女婿，便没有多言。那女人急得掉泪，说三两银子实在不够活命，连买米买柴都不够。张子厚便道：“这样罢，我帮你一把，出五两银子。”那女人犹豫了半天，看看自己冻裂的手，又想想破庙里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终于咬牙点了头。张子厚从柜上拿了五两碎银给她，那女人揣了银子千恩万谢地走了。
那女人走后，陈秀才叹了口气道：“子厚，那对玉镯少说也值十二两，你给五两也忒低了。”张子厚笑道：“岳父，您是个实诚人，可做生意哪能处处发善心？她既然进了当铺的门，那就是急等着钱用，压一压价她也只能认。再说了，咱们收得便宜，转手卖得贵，中间的利钱不就出来了？”陈秀才摇了摇头，到底没说什么。
张子厚将那对玉镯拿去城里最大的首饰铺子请人估了价，铺子里的老师傅看了看说：“这一对老玉镯，少说也值二十两。只是可惜，镯子内侧刻着一行小字，像是人家祖上的名号，若要转卖得先把这字磨掉，费些功夫。”张子厚当即请那师傅把字磨了，重新抛光，隔了半个月以十六两银子的价钱卖给了邻县一个收古董的商人。
这事过去了一个多月，张子厚几乎把它忘了。直到二月里的一天，他去城南收一笔酒账，路过城隍庙时看见几个人围在一棵槐树底下指指点点。他凑过去一看，只见树下的泥地里蜷缩着一个人，穿一件靛蓝棉袄，裹着块粗布头巾，正是那个当镯子的乔姓女人！她面黄肌瘦，嘴角还有干涸的血迹，身子已经僵了。旁边有人说这女人是冻饿交加死的，也有人说是投缳自尽，两个孩子在庙里头哭了一天了，被好心人领去暂养着。
张子厚站在人群里，看着那具僵硬的尸体，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把。他想起了那对玉镯，想起了自己压价时那女人绝望的眼神，想起了她说的“孩子们饿了两天了”。他转身就走，回到家后灌了三碗热酒才压住心头的慌乱。当晚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迷糊过去，忽然梦见那女人站在床前，脸色青白，嘴唇乌紫，朝他伸出一只手，掌心里是一对素白的老玉镯，镯子内侧原本该刻着字的地方，光滑如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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