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纽约。
秋日的阳光穿过联合神学院高大的拱形窗户，照亮了空气中细小的尘埃。
艾琳·科尔曼用指尖轻轻滑过一排排书脊，这里是她的避难所。
离开西海岸已经很久了，甚至和父母亲的关系也有些缓和，偶尔会有书信来往。
她以担任图书馆助理的身份，换取了在神学院旁听神学与社会学课程的机会。
她以为自己需要的是这份宁静，需要用系统的神学理论来抚平内心的矛盾。
那些因陈九而起的，关于爱与罪，正义与暴力的困惑。
纽约的现实很快击碎了她的幻想。
这里没有明目张胆的当街械斗，没有层出不穷的暴乱，却有更不动声色的傲慢与偏见。
在那些衣冠楚楚的学者，绅士和慈善家们口中，“华人问题”只是一个可以放在报纸社论里冷静剖析的社会现象。
他们讨论着如何“文明”地限制华人移民，讨论着他们“低劣”的习俗如何威胁美国的秩序，语气优雅，却比旧金山码头上最粗鲁的工会的口号更加冰冷。
她在教会的慈善活动中，亲眼见过那些在血汗工厂里耗尽生命的欧洲移民，他们的绝望与她之前接触到的那些被卖掉的华人女孩们的绝望，并无二致。
就连这座神圣的学院，也非净土。
“科尔曼小姐，”一个温和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
艾琳回过头，是神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亚瑟·汉密尔顿先生。
他出身名门，学识渊博，是学院里众多女性倾慕的对象，也是对她最殷勤的追求者。
“汉密尔顿教授，”艾琳礼貌地颔首。
“我看到你在读韦兰德的《道德科学要义》，”亚瑟微笑着走近，他身上总有一股干净的、书卷气的味道，“他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已经略显陈旧了。如果你对社会伦理的演变感兴趣，我下周将在课堂上讨论社会福音运动的兴起，这或许能为你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谢谢您，教授，我很期待。”艾琳回答。
亚瑟的目光温润而真诚，他代表着一种艾琳曾经向往的生活：理智、文明、秩序井然，在一个受人尊敬的学术殿堂里，用思想和知识去影响世界。
他是如此的完美，以至于艾琳下意识地疏远。
她现在对这些看起来衣冠楚楚的绅士有本能的排斥。
除了亚瑟，还有来自华尔街的年轻银行家，在慈善晚宴上邀请她跳舞。
有祖父的故交，一位希望为孙子寻觅一位贤淑妻子的神学院高层。
夜深人静时，她总会想起旧金山那片湿冷的海雾，想起捕鲸厂洗衣坊里升腾的蒸汽和女孩们的笑声，想起陈九身上硝烟与咸鱼混合的味道，和他那双在黑暗中依然闪着狼一样光芒的眼睛。
她离开他，是为了寻找答案，但在这里，她只找到了更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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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在平静的压抑中一天天过去。
艾琳将自己埋在浩如烟海的卷宗里，试图用知识填补内心的空虚。
她整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传教士寄回的信件和报告，那些发黄的纸页上，记录着在非洲的丛林、印度的恒河边、以及大清帝国内陆发生的真实故事。
那是一个寻常的午后，她正在整理一批来自“美南浸信会海外传道部”的期刊。一本名为《传教纪闻》的小册子吸引了她的注意。
她翻开它，一篇署名为“Lottie Moon”的文章映入眼帘。
这个名字她似乎听过，一位长期在中国山东传教的女性，还起了个中文名字，文月女士。
她逐字逐句地读下去。文月的文笔朴实无华，却充满了力量。
她没有描绘什么神迹，只是记录着她如何脱下洋装，换上中式衣裤，挨家挨户地去和那些缠着小脚的中国妇女交谈。
她记录着那些妇女对外部世界的一无所知，记录着女婴被溺死的悲剧，记录着她们在严苛的礼教束缚下的麻木与痛苦。
然后，艾琳读到了那段让她浑身一震的文字。那不是写给教会官僚的报告，而是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
“……我们在这里的工作举步维艰，并非因为福音没有力量，而是因为我们的人手严重不足。
那些男性传教士，他们可以建立教堂，可以与官员、士绅们辩论，但他们永远无法走进这个国家真正的核心，那由亿万家庭的内宅所组成的、封闭而坚固的世界。
而那里，居住着这个国家一半的人口。
我在此疾呼，中国需要更多的传教士，尤其是女性传教士，因为只有女性，才能真正地向占中国人口一半的女性传福音！
只有点燃了母亲们心中的灯，这个国家的下一代才有光明的可能……”
这些字突然变得模糊，让她恍惚，进而愣住。
那一瞬间，纽约神学院高大的图书馆消失了。
她仿佛又回到了旧金山，回到了那个晾晒衣服的午后。
她想起了阿萍姐，想起了爱开玩笑的王姐，想起了那些被陈九从地狱里拉出来的女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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