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火炬”计划进入了最为酷烈的攻坚阶段。西南的暑气蒸腾，实验楼里即使开了风扇，空气也粘稠得如同凝固的胶水。与此同时，一场无声的“清淤”行动也在研究院内部展开。
爆炸案的调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通过外贸公司经理这条线，安全部门顺藤摸瓜，挖出了一个以“技术咨询”为幌子、实则从事信息刺探和经济诱导的小型网络。这个网络不仅针对研究院，还辐射到国内多家重点军工和民用高新企业。副科长和老陈，都是这个网络物色并试图拉拢的“目标”之一。
审讯室里，副科长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涕泪横流地交代了全部过程：对方先是通过牌局接近他，诱使其陷入高利贷陷阱，然后以“帮忙挪开一会儿监控视线”这样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为开端，逐步加重砝码，最终目标是获取TORCH-19项目关于“争气台”核心控制模块的技术参数。至于爆炸装置，他坚称毫不知情，安装者是另一条线上的“专业人士”。
“他们说……就是给竞争对手制造点小麻烦，拖延一下进度，不会真的伤人……”副科长嘴唇哆嗦着，“我糊涂啊！我鬼迷心窍……”
老陈的情况更复杂。他儿子在美国的账户确实收到了来历不明的汇款，但他本人坚称对儿子的经济状况不知情，更否认参与任何破坏活动。深入调查发现，他儿子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学术纠纷”，被指控“引用不当”，面临被开除和遣返的风险。那笔汇款，正是以“法律援助基金”的名义打入的，附带条件含糊却极具压迫性。
“他们在用我儿子逼我……”老陈一夜白头，眼神空洞，“可我真的什么都没做。那天晚上我清点完库存就走了，钥匙一直挂在值班室，谁都能拿去用一下……”
两条线索在此出现了微妙的交叉与分离。副科长是明确的被引诱堕落者，而老陈更像是被当作潜在突破口和烟雾弹。爆炸装置的专业性远超这两个小角色的能力范围，真正的实施者依然藏在阴影中，可能早已借着混乱离开了。
“典型的混合战术。”赵同志在案情分析会上总结，“用经济利益引诱意志薄弱者，用家人安全胁迫有所牵挂者，制造内部猜疑和恐慌，同时隐藏真正的致命一击。如果我们只盯着这两个‘弃子’，就会错过背后的操盘手。”
根据这些线索和安全部门的联合侦查，研究院内部有三名与外部有异常接触、且具备一定技术背景的人员被列入重点观察名单。其中一人，是材料实验室新来的博士，与陈启元团队有过短暂接触；另一人是信息中心的数据维护员，能接触到部分非核心但敏感的项目文档；第三人，身份最让秦念和陆野心情沉重——是吴思远团队里的一名骨干工程师，名叫徐东，参与了TORCH-12早期架构设计。
没有确凿证据前，不能打草惊蛇。陆野布置了严密的监控，同时调整了这三人的工作内容和接触范围，将他们暂时隔离在核心区之外。
内部排查带来的紧张感尚未消退，技术上的“逆流”又不期而至。
王磊提出的自动化测试框架，在初步验证中效果显着，生成了大量边缘案例，发现了几个新的、更隐蔽的潜在问题。团队士气为之一振。然而，当他们试图将这套框架与核心的逻辑综合模块深度集成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算法冲突。”周明盯着屏幕上的错误报告，眉头紧锁，“我们的测试用例生成逻辑，基于一种概率统计模型，而逻辑综合的核心算法，是基于确定性的布尔代数优化。两者在底层假设上存在根本性矛盾。强行融合，要么生成大量无效用例淹没有效信号，要么干扰综合过程，导致优化结果反而变差。”
实验室里一片沉寂。这意味着，王磊构想的“全自动智能验证”路径，在现有理论框架下可能走不通，至少需要颠覆性的算法创新。
王磊把自己关在机房整整两天，试图从数学上寻找调和矛盾的可能。他演算了几十页草稿纸，尝试了多种变换和逼近方法，但每次模拟都指向同一个结果：矛盾不可调和，除非放弃其中一方的核心优势。
“也许……我们的方向错了？”深夜，王磊眼睛里布满血丝，对着吴思远喃喃道，“是不是应该退回去，先解决理论瓶颈？”
吴思远没有立刻回答。他拿起王磊的草稿纸，一页页翻看，那些密集的公式和图表，承载着一个年轻人最炽热的野心和最痛苦的挫败。
“知道当年我们搞‘两弹一星’，遇到理论计算卡壳的时候，怎么办吗？”吴思远忽然问。
王磊摇头。
“一部分人继续攻理论，那是‘尖刀班’。另一部分人，用最笨的办法，搞‘人工模拟’和‘经验逼近’。”吴思远说，“没有足够精确的数学模型描述核爆过程？那就用大量的、简化模型的爆炸试验来积累数据，靠经验和统计来修正设计。计算机算力不够？那就组织成千上万的算盘高手，用人力进行海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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