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三月刚过，江南已是草长莺飞。科技领域的“春汛”，也伴随着政策的暖风和经济的热流，悄然涌动。
首先掀起波澜的，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具体实施细则陆续出台。其中最具冲击力的，是明确允许和规范科研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前提下兼职兼薪，以及鼓励科技成果作价入股、支持科研人员离岗创业等条款。与之配套的，还有针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试行“项目经费包干制”和“提高间接费用比例”等放权激励措施。
文件下发到研究院，引发了比去年更广泛、更具体的讨论。食堂里、实验室休息间、班车上，到处都能听到议论。
“听说计算所那边，有个团队把图像压缩算法做成芯片，拿到外面公司入股，一下子估值几千万，团队里每个人都分了不少！”
“咱们这EDA软件，要是真能推广开，市场价值肯定也不小吧？”
“可咱们这是国家项目，知识产权算谁的？个人能有多少份额？”
“文件说了，成果转化收益，大头归单位，但研发团队也能拿到可观比例，而且个人还可以技术入股……”
“那要是出去创业呢？文件说离岗创业保留几年编制？”
“三年。但三年后要是创业没成，还能不能回来？回来还有没有位置？”
兴奋、疑虑、憧憬、不安，各种情绪交织。市场经济的大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拍打着传统科研院所的高墙。
吴思远团队内部，气氛也有些微妙。几个核心骨干被猎头频繁联系，开出的价码一个比一个诱人。甚至连周明，也再次接到了深圳那家公司更富诚意的邀请——对方承诺，只要他过去，不仅待遇翻倍，还将成立一个独立事业部由他负责，专注于国产EDA工具的产品化和市场推广。
周明再次陷入纠结。家庭的现实压力，个人价值的另一种实现可能，与对团队的感情和未竟事业的承诺，激烈地撕扯着他。
王磊则相对平静。父亲手术后恢复良好，家里的经济压力在组织和同事的帮助下得以缓解。他更多地在思考技术问题，以及如何将“华芯”工具与即将启动的特种芯片项目深度结合。对于外面的诱惑，他不是没看到，但内心那份“把事情做成”的执念，以及李锐隐约传递的责任感，让他选择了坚守。
张海洋从北京带回的专项项目正式启动，研究院牵头，联合了西工大、哈工大、沈阳机床等多家单位，组成了阵容强大的产学研团队。项目第一次全体会议就在研究院召开。
会议上，来自航空主机厂（用户方）的副总工程师直言不讳：“各位专家，我们厂现在加工飞机大型整体框架，用的是进口五轴机床，效率低、成本高，而且备件供应受制于人。我们希望这个项目研制的智能制造单元，不仅能达到进口设备的精度和效率，还要在可靠性、易维护性、尤其是与现有生产管理系统的集成上，有突破。光有实验室指标不行，得能在我们车间里‘扛造’、好用。”
这席话给所有研发单位敲了警钟：国家专项的钱不好拿，用户的眼睛是雪亮的，最终要的是能解决实际痛点的装备。
张海洋代表研发团队立下军令状：“我们一定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请用户方深度参与从方案设计到测试验证的全过程，每个关键节点都请你们来‘挑刺’。我们要造的，不是展品，是战具。”
就在研究院内部因改革和项目而忙碌时，外部环境的“春汛”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四月初，由电子工业部组织的“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链协同发展研讨会”在苏州召开。这次会议规模空前，吸引了数百家国内外企业、投资机构、研究单位参加。吴思远、王磊，以及“华晶电子”等国产生态链上的代表悉数到场。
会议的主题是“开放合作，构建安全可控的产业生态”。会上，部委领导正式宣布了“以应用为牵引，培育国产芯片设计工具与制造工艺内循环”的试点计划，并公布了首批三个特种芯片项目。这被视为国家层面强力推动国产替代、打破EDA与制造割裂困局的明确信号。
会场反响热烈。不少国内系统厂商（如通信设备、工业控制企业）表现出对采用国产芯片解决方案的兴趣，尤其是那些对供应链安全有特殊要求的领域。一些风险投资机构也嗅到了机会，开始主动接触参会的国产EDA和芯片设计公司。
然而，国际巨头的反应则复杂得多。在会议的技术展览区，新思科技（Synopsys）、楷登电子（Cadence）等EDA巨头的展台依然人气最旺，但他们展示的重点，开始向更前沿的仿真验证、硅生命周期管理等领域倾斜，似乎在有意无意地拉开与国产工具目前所处阶段的技术代差。
一次茶歇时，王磊无意中听到两位外资企业代表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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