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北京，暑气初显。研究院公告栏上新贴出的几份“停薪留职”或“调离”通知，像投入池塘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大。
其中有两位，格外引人注目。
一位是TORCH-07（复合材料）项目组的青年骨干刘工。他递交了停薪留职申请，与几位同学合伙，在深圳注册了一家新材料科技公司，瞄准的方向是民用体育器材和高端消费电子外壳用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据说，已经有港资背景的风险投资表达了投资意向。
另一位，是信息中心一位颇有才华的软件工程师小杨，直接办理了调离手续，加入了一家新成立的、专注于工业控制软件的外企在华研发中心，薪资是研究院的三倍还多。
“听说刘工走的时候说，研究院的技术好，但做成产品、打开市场太难了。他们想自己闯一闯，把技术真正用起来，也看看自己能值多少钱。”
“小杨那外语好，技术底子扎实，外企抢着要。人往高处走，没办法。”
“咱们这儿待遇是硬伤啊。老婆孩子要吃饭，房子那么贵……”
“可国家项目怎么办？人都走了，活谁干？”
议论纷纷中，有惋惜，有理解，也有不安。科技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大潮带来的“分流效应”，开始真实地冲击这个曾经相对稳定的科研大院。
张海洋从专项办公室回来主持项目例会时，明显感受到了团队气氛的变化。几个年轻技术员有些心不在焉，私下打听外面公司的待遇和机会。
“张工，咱们这专项项目，干成了有奖金吗？大概能有多少？”会后，一个平素很踏实的小伙子犹豫着问他。
张海洋没有回避：“奖金肯定有，国家有规定。但具体多少，要看项目完成情况和成果转化效益。我可以保证的是，绝不会让大家白干。但要说发了大财，那也不现实。咱们干这个，首先图的是给国家造出能用的高端装备，打破国外垄断，这本身的价值，不是钱能衡量的。”
小伙子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但眼神里的疑虑并未完全散去。
张海洋找到秦念，直言担忧：“秦总，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咱们培养一个成熟的工程师多难，外面公司挖角多容易。光靠讲情怀，留得住人一时，留不住长久。得有点实实在在的激励。”
秦念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国家层面的改革政策已经有了，但具体到研究院，如何制定既符合政策、又能稳定队伍、还能激发活力的实施细则，是个难题。步子迈大了，可能冲击国家项目的严肃性和持续性；步子迈小了，人才流失只会加剧。
“院里已经在研究具体的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办法和岗位激励方案。”秦念说，“但需要时间。眼下，各项目负责人要多和团队成员沟通，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和想法，在现有政策框架内，尽可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另外，专项项目经费里有一部分可以用于绩效支出，你们可以制定更灵活的考核和奖励办法，报上来批。”
与此同时，在吴思远实验室，分流的压力以另一种形式呈现。
周明正式提交了请调报告。他没有选择停薪留职或去外企，而是接受了深圳那家专注于国产EDA工具产品化公司的邀请，担任技术副总裁。他在报告里写道：“……在研究院的岁月是我宝贵的财富。然深感自主EDA技术欲真正立足，需更紧密对接市场、更快响应需求、更灵活整合资源。现有体制下，虽有‘华芯’之突破，然成果转化与推广步履维艰。思虑再三，愿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为此事业奋斗。盼能在外围为公司产品化贡献心力，亦盼未来与研究院有更多合作。”
报告措辞恳切，去意坚决。吴思远看着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学生，心中五味杂陈。他理解周明的选择，甚至某种程度上认同他的判断——自主EDA工具要真正形成生态，离不开活跃的市场主体和灵活的商业运作。研究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更多应聚焦前沿探索和基础攻关，而将成熟技术的产品化、市场化交给更灵活的实体去完成，或许是一种更合理的分工。
“想好了？”吴思远问。
“想好了，老师。”周明眼圈微红，“我会经常回来请教。‘华芯’有任何需要，我那边一定全力配合。”
吴思远拍拍他的肩膀：“去吧。记住，无论在哪里，咱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让中国的芯片设计师有更好的工具用。遇到难处，随时回来。”
周明的离开，在团队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是核心骨干之一，他的离去不仅带走了经验，也动摇了一些人的信心。
王磊接替周明，成为“华芯”工具开发的实际技术牵头人。压力骤然增大。他不仅要负责技术规划、难题攻关，还要协调团队、安抚人心。有年轻同事私下问他：“磊哥，周工都走了，咱们这项目，前途到底怎么样？会不会哪天就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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