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第一天，气氛还算融洽。双方学者就技术趋势、潜在风险、科研伦理等进行了广泛交流。
吴思远在“计算基础设施与软件生态”分论坛上，做了题为“多样性计算范式下的工具链挑战”的发言，谨慎地提及了不同技术路径（包括后摩尔方向）对EDA工具提出的新要求，并未特别强调中国自主工具。
然而，在第二天的小范围闭门研讨中，一位担任过美国某半导体公司高管、现为某智库资深研究员的与会者，突然将话题引向了“国家科技战略与全球创新体系”。
“吴教授，我注意到中国在集成电路等领域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自主创新计划，比如‘火炬’计划。”
这位研究员语气平和，但措辞犀利，“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对当前全球供应链分工模式的担忧。但历史表明，完全的自给自足往往导致效率低下和技术孤立。全球化的创新网络，正是基于比较优势和专业化分工。中国是否担心，过于强调‘自主’，可能会使自己脱离全球主流技术演进轨道，错过开放协作带来的机遇？”
问题看似中肯，实则暗藏机锋，将中国寻求技术自主等同于“封闭”和“孤立”。
吴思远早有准备，他端起茶杯，略作沉吟，缓缓答道：“感谢您的提问。我认为，‘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并非对立概念，而是相辅相成。
中国倡导的自主创新，是在高水平开放条件下的自主，目的是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从而能够更平等、更深入、也更可持续地参与全球分工与合作。
正如一个人要有健康的体魄，才能更好地与他人协作奔跑。当前全球科技领域出现的一些人为设置的壁垒和断供风险，恰恰损害了基于比较优势和专业化的信任基础。
中国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既是为了保障自身发展的安全性和连续性，也是为了给全球科技合作提供更加稳定、多元的选项。
我们乐于在所有领域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但合作的前提是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
他的回答，既阐明了立场，又委婉指出了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为壁垒”。那位研究员笑了笑，没有继续追问，但眼神中的审视意味更浓了。
会议茶歇时，另一位看起来更年轻的美国学者，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一位助理教授，主动凑过来与吴思远攀谈。他热情洋溢地介绍了自己正在进行的“开源硬件与敏捷EDA”研究项目，强调其“开放、共享、去中心化”的理念，并多次表示“非常希望与像您这样有丰富工业级EDA开发经验的团队合作”，可以“共享代码、共同发表论文、联合培养博士生”。
“我们的项目完全开源，不受任何商业实体控制，是真正属于全球学术共同体的。”年轻教授眼神真诚，“如果中国的EDA研究能加入进来，一定能带来独特的视角和贡献，也能加速你们技术的迭代。这比各自闭门造车要高效得多。”
诱惑很大。参与国际顶级的开源项目，快速获取前沿成果，提升学术影响力。但吴思远内心警铃微作。这种“开源合作”，看似无私，但主导权、规则制定权、乃至核心贡献的认定权，往往掌握在发起方手中。更重要的是，如果“华芯”的核心思路和架构过早地、深度地融入一个由他人主导的开源项目，那么中国自主工具的特色和未来发展主导权，可能会在“开放共享”的口号下被无形消解。
“非常感谢您的邀请。”吴思远礼貌回应，“开源协作是重要的趋势。我们团队目前主要精力集中在满足国内一些迫切需求的专用工具开发上，暂时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如此前沿的开源项目。不过，我们很乐意以观察员或有限贡献者的身份保持关注和学习，并在适当的时候分享一些我们在特定问题上的思考。”
他既没有完全拒绝，保持了开放态度，也没有轻易承诺深度参与，守住了底线。年轻教授略显失望，但还是留下了联系方式。
对话会结束后，吴思远在返回研究院的车上，仔细回顾着这两天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话。他感到，国际科技博弈的场域正在扩展，从硬性的技术封锁、供应链干扰，延伸到了更软性的领域：法律诉讼、学术话语权、规则定义（如“开源”的内涵与外延）、甚至意识形态包装（如将自主创新污名化为“封闭”）。这些“暗流”更加隐蔽，也更具迷惑性，需要更加清醒的头脑和更娴熟的技巧去应对。
回到办公室，他看到了周明从上海发来的加密传真，详细汇报了与新思科技律师团队交锋的情况以及面临的资金压力。吴思远立刻拿起电话，打给秦念和电子工业部相关司局的熟人。
“周明那边的情况很典型，是国际巨头遏制新兴竞争者的标准动作。我们不能让‘华创’孤军奋战。”吴思远在电话里说，“我建议，以行业协会的名义，组织专家对涉案专利进行‘现有技术’检索和无效分析，为‘华创’提供弹药。同时，看能否协调一部分产业扶持资金或引导社会资本，以借款或战略投资形式，帮助‘华创’渡过诉讼期的现金流难关。这不仅是在帮一家公司，更是在维护我们国产EDA工具产品化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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