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流火，研究院内的热度与窗外的蝉鸣一同达到了年度顶峰。“数据与知识工程小组”像一台刚刚组装起来、各部件还在磨合的机器，在秦念的持续推动和各组副组长的“半强制”协调下，磕磕绊绊却又坚定地运转起来。王磊作为技术枢纽，感觉自己像一块被反复锻打的铁，在材料、机械、软件、控制等不同领域的“锤击”下，艰难地改变着形状，试图把那些格格不入的知识“茬口”焊接在一起。
最大的挑战，依然来自“语言”不通。为“玄甲-3”数字化制造试点项目召开的第三次专题协调会上，争吵几乎成了常态。
材料组的博士坚持：“切削力预测模型必须考虑材料在动态加载下的绝热剪切敏感性，这是‘玄甲-3’与常规钛合金的本质区别之一，我们有初步的 Hopkinson 杆测试数据可以支持……”
数控小组的小李一脸茫然：“绝热剪切带？这个参数怎么输入到我们现有的、基于经验公式的切削力模型里？模型里根本没有这个变量入口。我们现在连基本的、准静态下的材料屈服强度和硬化模型参数都没从你们那儿拿到完整、格式统一的数据！”
负责尝试搭建简化仿真模型的王磊团队成员，一个刚从数学系转来的年轻人，则对着两边提出的公式和参数发愁：“陈老师，李工，你们说的这些物理量和经验系数，单位制都不统一，有的是国际标准单位，有的是工程常用单位，还有的参数定义边界模糊。能不能我们先统一一张《基础参数名称、定义、符号、单位及数据格式约定表》？不然我没法写代码，写进去也是错的。”
会议经常陷入这样的僵局：每个领域都深谙自己那套高度专业化的“行话”和逻辑，却缺乏一套共通的、能向其他领域准确传递信息的“普通话”和数据“语法”。王磊不得不一次次扮演“翻译”和“调解员”，把材料的物理术语“翻译”成制造工艺关心的工程参数，再把工艺的约束“翻译”成数学模型能接受的输入条件。这个过程缓慢、琐碎，充满挫败感，但每解决一个小的“命名冲突”或“单位混淆”，都像是为不同知识岛屿之间，铺设了一块小小的垫脚石。
秦念偶尔会旁听这些技术协调会，很少发言，但她的在场本身就给会议定下了“必须解决问题”的基调。她更关注的是流程。在小组周报上，她批示：“争吵不可怕，可怕的是吵完了没有结论，没有记录，下次接着吵。请王磊同志牵头，建立‘争议问题-解决方案-责任人与时间节点’的跟踪台账，每周向我汇报进展。我们要把内耗变成建设性的碰撞。”
压力之下，第一份粗糙但意义重大的《“玄甲-3”材料关键性能与工艺关联参数试行规范（V0.1）》终于在七月底出炉。这份只有十几页的文档，定义了二十几个最关键参数的中英文名称、物理意义、推荐测试方法、数据格式和单位。它远非完美，很多参数的定义还在争论，测试方法也不统一，但它标志着跨领域协作开始从“互相指责对方不懂”，进入到了“试图共同定义我们能懂什么”的新阶段。陈启元和张海洋在这份规范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就在研究院内部艰难地疏通着知识的“界河”时，外部世界的“界河”也在悄然变化，并且开始显现出意想不到的波澜。
七月中旬，吴思远收到了一封来自西德（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的正式信函。发信人是该校集成电路研究所的资深教授，赫尔穆特·格鲁伯。信函内容并非邀请参与某个宏大联盟，而是非常具体：格鲁伯教授正在主持一项由德国研究联合会（DFG）资助的关于“深亚微米CMOS工艺中互连线寄生参数精确提取与建模”的研究项目。他在近期一篇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恰好是王磊小组在探索GaAs建模时参考并发展的一篇方法学论文）中，看到了某些“有趣的、具有潜在互补性的思路”，因此“诚挚邀请中方有兴趣的研究人员，以访问学者或联合培养博士生的形式，参与该项目某一方向的研究，为期6-12个月”。信中附有详细的项目介绍、对中方参与者的具体要求（专业背景、语言能力）以及德方可能提供的资助说明。
几乎与此同时，通过机械电子工业部的渠道，张海洋团队获悉，意大利一家在重型机床数控系统领域颇有特色的中型公司“菲迪亚（Fidia）”，正在中国寻求“技术合作与市场拓展伙伴”。该公司有意向中国转让其部分较早期的、基于开放架构的数控系统技术，并合作开发适应亚洲市场的版本。与之前欧洲公司的评估不同，意方的初步接触显得更为务实，甚至略带急切，暗示其面临来自德日巨头的市场挤压，希望在东欧和亚洲寻找新的增长点。
这两条来自欧洲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触角”，与之前美国主导的“ASTRAL”联盟的排他性姿态，形成了微妙对比。它们似乎更侧重于具体的技术互补和市场机会，政治色彩相对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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