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秋意初显，但研究院内的热度没有丝毫减退，反而因为内外压力的叠加，呈现出一种紧绷的、高负荷运转的状态。
秦念推动的“战略重心转移”与“规则博弈”意识，如同两股注入血脉的强心剂，让整个机构的节奏和关注点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玄甲-3”数字化制造试点项目进入了最为关键的实物验证阶段。按照计划，一块根据前期协同规范制备的“玄甲-3”试验料，将在沈飞那台经过数据采集系统升级的智能制造单元上，进行首次系统性的试切削实验。目标不是加工出完整零件，而是获取覆盖多个典型切削工况的、尽可能完备的“过程数据包”，用于校验和修正王磊团队那个不断迭代的仿真模型。
张海洋带着升级后的数据采集方案和小心翼翼包装好的试验料，再次北上沈阳。临行前，王磊和他反复核对数据清单：切削力（三向测力仪）、振动（多个加速度传感器）、声音（高保真录音机加后期频谱分析）、主轴功率、进给系统电流、甚至尝试用接触式热电偶测量切削区附近的温度。数据同步采集的时序精度、各传感器标定文件的对应、海量数据的记录与传输（靠的是笨重但可靠的磁带机和并行接口），每一个环节都经过推演。陈启元也派了一名博士生随行，负责现场记录试件状态和收集切屑样品，用于后续金相分析，关联加工参数与材料微观组织变化。
试验在沈飞车间一个相对安静的周末进行。机床旁，临时架设的控制和数据记录台被各种线缆包围，像一个小型指挥中心。张海洋、小李、沈飞的刘工和赵师傅，都紧盯着各自的仪表和屏幕。试验料被精密装夹，按照预先规划的十几组切削参数组合，开始一刀一刀地“啃食”这块昂贵的金属。
过程比预想的更“嘈杂”。不是声音的嘈杂，是数据的“嘈杂”。三向测力仪的指针剧烈跳动，记录曲线充满了高频毛刺；振动传感器信号里混杂着机床本身传动链的固有频率和切削带来的宽频激励；电流波动与切削力的变化并不同步，存在明显的滞后和畸变。赵师傅戴着监听耳机，眉头紧锁，不时喊停，用手摸摸刀尖，看看切屑颜色和形态，然后示意调整转速或进给。“这一组，刀有点‘黏’，切屑颜色不对，温度高了。”他指着屏幕上刚刚记录的一组参数说。
原计划两天的试验，因为频繁的调整、检查、传感器偶发失灵（一个热电偶在高温下脱落）以及赵师傅基于经验的中途干预，延长到了三天半。最终，他们获得了数十卷记录磁带、上百张记录曲线图纸、几大本手写观测日志，以及一堆分类封装的切屑和最终被“千刀万剐”的试验料残骸。
带着这些沉甸甸的、充满“噪音”却也蕴含珍贵信息的原始数据返回研究院，张海洋和王磊团队立刻投入了紧张的数据整理和分析工作。将模拟信号磁带转换为计算机可读的数字格式本身就是一项艰巨任务，需要专用的回放设备和手动截取。然后是对齐不同传感器的时序、剔除明显野点、尝试进行初步的滤波和特征提取。
“数据太多了，也太乱了。”王磊盯着屏幕上杂乱无章的波形，揉了揉发涩的眼睛，“而且很多现象，我们现有的简化模型根本解释不了。比如赵师傅说的‘发黏’阶段，切削力并没有显着上升，但功率和温度信号有异常，切屑形态也变了。这可能是材料在特定温度-应变率下发生了某种相变或动态再结晶，我们的模型里完全没有这部分物理。”
“这说明我们的模型太简单了，”陈启元看了初步分析报告后说，“也说明赵师傅他们的经验，捕捉到了一些我们仪器和数据尚未能精确定量的关键状态。我们需要把‘人’的经验，尽可能地用数据语言描述出来，哪怕一开始只是定性的判断规则。”
第一次实物试验，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精准模型，却无比清晰地揭示了从“理想参数”到“真实工况”之间巨大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的隐性知识在弥补这种不确定性中的不可替代作用。秦念在听取汇报后，指示：“不要怕数据乱，不要怕模型不准。把这些混乱、矛盾、不确定的过程和数据，完整记录下来，形成案例。这就是我们现阶段最真实的‘知识’。下一步，不是追求更复杂的模型，而是基于这些真实数据，和沈飞的老师傅一起，提炼出几条最关键的、可操作的‘加工状态识别与调整规则’，先让系统能‘听懂’老师傅的判断，再慢慢让数据去解释为什么。”
就在研究院内部与“不确定”和“隐性知识”艰难搏斗时，外部环境的“应变”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加速到来。
首先是意大利菲迪亚的合作谈判，在经历了关于“合规协议”的激烈拉锯后，突然出现了转机。意方谈判代表私下向中方透露，其公司董事会内部对亚洲市场战略存在分歧，一部分股东认为过度苛刻的限制条款会扼杀合作前景，主张在确保基本合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策略。同时，意方“恰好”获悉，一家日本数控系统公司也在积极接触中国市场。多重压力下，菲迪亚方面修改了协议附件，大幅删减了单方面审计权等敏感条款，将限制范围聚焦于明确的两用物项清单，并同意建立双方技术专家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来处理具体合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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