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交年假申请的那一刻，我甚至感到一丝荒谬。
作为律师，我的生活已经被精准地分割成区块：工作、复健、睡眠，偶尔穿插着不得不去的社交应酬。休年假？那意味着要面对大段空白的时间，而空白对我而言，比忙碌更可怕——它会纵容那些我不愿细想的念头滋生。
但身体发出了警告。持续的低烧，神经痛像阴天的潮汐般频繁，康复师严肃地说：“江律师，你在透支。” 我知道，我是厌倦了。厌倦了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是感受双腿冰凉的麻木，厌倦了在法庭上雄辩后回到现实时那具不听使唤的身体，厌倦了所有人都对我说“你已经很了不起了”时，心里那片荒芜的空洞。
外婆的电话是最后一根稻草。她说脚崴了，语气轻松，但我听出了强撑。父母在外地，我和妍妍姐是她最近的依靠——尽管我这个“依靠”，连独自上她家三楼的老房子都做不到。
于是，我拖着行李箱，回到了童年时常来的这片老街区。空气中飘着花香，和小时候一样。我停在楼下，仰头看着那道没有电梯的、昏暗的楼梯。铁扶手锈迹斑斑，台阶边角被磨得圆润。童年时跑上跑下的通道，如今成了天堑。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高跟鞋的声音。
清脆，急促，带着一种近乎鲁莽的节奏。我转过头——
时间在那一秒发生了奇怪的扭曲。
我看见了林月。不是记忆里那个梳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而是一个眼眶通红、却把背挺得笔直的女人。她很狼狈，头发被风吹乱，丝袜勾了丝，妆有点花。
但她的眼睛。
那双眼睛和我记忆中一样清澈，此刻却盛着破碎的光，像打碎了的月亮掉进深潭。她在哭，或者刚哭过，但眼神里没有软弱，只有一种破釜沉舟的、近乎凶狠的坚决。
她也看见了我。目光先是一愣，随即是震惊，最后定格在我身下的轮椅上时，那震惊变成了某种更复杂的情绪——是同情，或者说，是惊讶。
寒暄是苍白的。她显然处于某种危机中，而我只能仰头望着外婆家窗口的样子也足够窘迫。她看了看我的轮椅，又看了看楼梯，几乎是瞬间就明白了处境。
然后她帮我把我给外婆带的东西送了上去。
甚至，要把我也送上去。
荒唐。我比她高，她看起来那么瘦。我的身体早已不是少年时清瘦的模样，最主要的，下半身……是彻底拖累。
可这不是最荒唐的，最荒唐的，是她说要我和她结婚。
她三言两语阐明了理由，她的遭遇，竟和我当年被抛弃的结果差不多。
我沉默了几秒，然后，鬼使神差地，双臂环住了她的肩膀。
她很瘦，肩膀单薄得硌人。但当她咬紧牙关，手臂穿过我的腿弯，发力站起时——我感受到了那具纤细身体里爆发出的、惊人的力量。不是蛮力，是一种被逼到绝境后淬炼出的韧性。
楼梯很窄，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伴随着沉重的呼吸。我的胸口贴着她的背，能感觉到她心脏剧烈的跳动，还有皮肤透过薄薄衬衫传来的、滚烫的温度。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却稳得像在走钢丝。
三楼，三四十级台阶。印象中，她中途一次也没有停下，只是呼吸越来越重，汗湿的头发贴在颈边。我看着她发红的耳根，看着楼梯墙面那些童年时留下的涂鸦在眼前缓缓上升，一种从未有过的、混杂着羞耻与感动的情绪笼罩了我。
终于到了。她把我放在沙发上，自己扶着墙，大口喘气，脸色苍白，却朝我扯出一个笑容。
那一刻，我坐在柔软的沙发上，看着自己这双无力的腿，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无能为力”这四个字的重压。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在帮助我这个更需要帮助的人。多么讽刺。
最可怕的是痉挛，在林月面前，瘫痪不能动已经够让人沮丧了，偏偏痉挛还要来凑热闹。
那一刻，我清晰地看到了她眼里的恐慌与害怕。
可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闭上双眼来逃避这一刻的尴尬。
后来，我给外婆扭伤的脚擦药。药油的味道在昏暗的客厅里弥散开来，带着薄荷的凉和草药的苦。我小心托着外婆肿起的脚踝，把药油搓热，再顺着筋络慢慢揉开。外婆嘶嘶吸着气，却笑着说：“我们予安手法越来越好了，比你妈强。”
“是您教得好。”我低声应着，动作放得更轻。
等终于处理完，外婆已靠着沙发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我收起药瓶，转动轮椅想去厨房倒杯水，目光不经意扫过另一侧的旧藤椅——
然后，停住了。
林月也睡着了。
她蜷在那张对于她而言过大的沙发里，头歪向一侧。呼吸又轻又绵长，长睫毛在眼下投出浅浅的阴影，随着呼吸极细微地颤动。
她身上盖着我刚才下意识递过去的那条薄毯——她接过去时还强撑着说了声谢谢，眼睛已经快睁不开了——此刻毯子滑下了一角，露出单薄的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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