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挤上南下的绿皮火车，就是一场肉搏。
我那身唯一能撑场面的破西装，在汗臭、狐臭和烟臭的轮番轰炸下，彻底腌入了味，皱巴得像块老咸菜干。
好不容易抢着个靠窗的位子，屁股还没焐热，过道里一个满脸横肉的大哥就把个鼓鼓囊囊、硬得硌人的蛇皮袋“哐当”一声甩我脚边上，差点把我脚踝骨给砸裂了。我龇牙咧嘴地瞪过去，那哥们儿拿眼角瞥我一下，鼻孔里哼出一股烟，扭头就跟他同伴用听不懂的方言大声吹牛，全当没我这号人。
我边上一个花衬衫，胸毛旺盛，戴着块能闪瞎人眼的假劳力士，正唾沫横飞地吹嘘他怎么用一箱电子表换了台桑塔纳。
“兄弟，哪儿发财去？”他吹到兴头上，用汗津津的胳膊肘捅了捅我。
“深圳。”我惜字如金，把包往怀里又搂紧了些。
“哟！特区！”他眼睛一亮，像是找到了新听众，“看你这打扮，文化人啊！是单位派过去的干部？”
“搞点研究。”我含糊其辞，心里盘算着这套快要发霉的说辞，在这地方还能唬住几个人。
“研究好啊！研究原子弹还是茶叶蛋？”他夸张地一拍大腿，翘起二郎腿，露出袜子破了个洞的脚脖子，“我跟你说，现在这世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光有文化顶屁用，得敢干！深圳那地方，遍地是黄金，就看你腰弯得下去不，脸皮够不够厚！”
我配合地点点头，没接茬。这套“发财心经”，我在重庆码头、成都茶馆里听得耳朵都快起老茧了。每个人都说黄金遍地，却没一个人告诉我，这黄金得用啥去换。
火车咣当了两天一夜，像个喘着粗气的老人，终于在一个闷热的午后瘫在了深圳站。人潮像开闸的洪水，把我从车门里喷涌而出。一股湿热黏腻、夹杂着海腥味和尘土味的空气猛地糊了我一脸，差点让我背过气去。
这就是深圳了。一九九六年的深圳。站前广场大得吓人，马路宽得能并排跑马。放眼望去，全是高耸入云的吊塔架子，钢筋森林拔地而起，打桩机的轰鸣声不绝于耳。整个城市就像一台被按了快进键的巨大机器，喧嚣、浮躁，却充满了蛮横的生机。
我，陈默，一个前大学副教授，现在的破产倒爷，提着个快散架的破包，站在这片热火朝天的水泥森林里，兜里仅揣着三百来块的“巨款”，感觉自己活像个误入现代化屠宰场的教书先生，浑身都不对劲。
当务之急，是给自己找个耗子窝。打车是万万不敢的，那表跳得比我心脏还快。拦住个行色匆匆的路人，挤出个笑脸打听哪有便宜旅馆。那人穿着皱巴巴的西装，夹着个公文包，眼神里带着点看乡下亲戚的怜悯，上下扫我两眼，甩给我一句：“去上沙村睇睇啦，打工仔都住嗰边。”
上沙村，就是传说中的城中村。跟马路对面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一比，这里简直就是被时代快车遗忘的阴暗角落。巷子窄得两个人对面过得侧身，头顶是密密麻麻、蜘蛛网一样的电线，晾衣竿从两边窗户伸出来，挂满了各色衣服，滴滴答答往下落着水。
我在一个用红漆歪歪扭扭写着“住宿，20元/晚”的牌子前停下。老板娘是个胖女人，正就着一碟花生米喝啤酒，眼皮都没抬：“单间，冇窗，公共厕所冲凉，押金十块。”我乖乖递钱。她收了钱，撇撇嘴，从抽屉里摸出把油腻腻的钥匙扔过来：“二楼，203。热水自己下楼拎。”
房间里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儿，混着劣质消毒水的味道。小得放下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就几乎转不开身。墙壁上满是可疑的污渍和拍死蚊子后留下的暗红色血点。我把破包一扔，把自己摔在那张一动就吱呀乱叫的破床上，望着天花板上脱落的墙皮，心里开始盘算：耗子和水生那两个龟儿子，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临走塞给他俩的那五十块钱，够他俩吃几天饱饭？
更重要的是，我们仨差点把命都搭进去才换来的这枚玉琮，在这遍地是黄金也遍地是陷阱的地方，到底能不能变成救命的钱。
在发霉的旅馆里挺尸一天，第二天，我把我那身唯一的“战袍”——那套腌入味的西装——抻了又抻，试图把褶皱抹平。又对着墙上那面照得人脸都变形的破镜子，练习了好几遍笑容，试图让镜子里那个眼窝深陷、面色憔悴的前“陈教授”看起来稍微值得信任一点。
“陈默啊陈默，搞砸了，可就真得饿死在这黄金窟里了。”我给自己打了打气，将玉匣用破布层层包裹好，揣进内兜，贴肉放着，这才出门。
找了辆趴活儿的摩托三轮，我递给老师傅一根皱巴巴的“红塔山”，帮他点上：“师傅，跟您打听个事儿，这深圳，哪儿做古玩生意的最火？就是……那种专做港澳老板生意的地方。”
老师傅眯着眼吸了口烟，嘿嘿一笑，露出一口黄牙：“靓仔，算你问对人啦。去罗湖啦！那边水货多，有钱的老外同港客也多，真假宝贝都在那里打滚。点样，要不要我车你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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